人类学读书笔记：奔腾年代中的漂泊者——读《文化与承诺》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世界而言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代、一段奔腾激荡的岁月。在那跃动的十几年中，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文化变革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30多年后的今天，反主流文化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后现代思潮等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作为60年代的精神遗产，超越了时间的界限，融入了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当代的青年。
60年代的那场风暴虽然有诸多的表现形式，但是所有运动本身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反对现代文明、反对主流文化的特点，这是共性之所在。然而，当我翻开历史资料的时候，却发现60年代的西方世界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将1945-1975年这一时期称为“黄金30年”；
法国史学界也一直将这段岁月命名为“光辉30年”。作为革命主体的青年学生大都是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一起成长起来的，没有战争的破坏、没有经济危机的担忧，他们自出生起就充分享受着和平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他们衣食无忧、备受呵护。他们本应是幸福、满足的一代，本应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整合得最好的一代。然而，温室中的他们去成为了60年代反对西方现代文明、反对主流文化的主要革命力量，这确实让我费解。
（一）
《文化与承诺》（《代沟》）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于1970年的《文化与承诺》是米德针对当时西方社会中青年们表现出的叛逆、反对主流文化、逃避社会等现象所作的自己的阐释。米德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她看来，当时青年的叛逆、逃避、反抗和躁动是他们与长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代沟的集中体现。而代沟产生的原因则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米德将文化传递的方式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和西方各国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全力发展经济的政策的施行，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生于战后的青年作为全新的一代，切身经历着、亲眼目睹这射界迅猛的变化。他们没有像老一辈那样的文化、思想包袱，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并融入。反观年长者，他们对新生代的抚育方式和道德规范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先前的文化根基和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又制约着他们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顺利地接受新事物（因为接受新的东西就会面临先前文化的丧失，而对先前文化的否定就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是非常痛苦的）。如此，新老两代人必然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矛盾、出现冲突。代沟也就如此形成。
然而，青年代表着社会的未来，米德认为年轻人的反叛是由于老一辈的落伍所致。在当时那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虚心接受教育的应该是年长的一方”、“年轻人代表着未来、更富生命力的未来”。在保守观念统治的那个年代，一位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能够得出如此结论、能够公然打破旧的思想模式真的让人由衷钦佩。米德并没有落伍，她依然敏感先觉。米德是时代的先行者，无愧为一代伟大的人类学大师！
（二）
在钦赞米德的分析独到、先觉之余，我也认真思考了60年代西方青年之所以与老一代人产生代沟、出现叛逆、逃离社会的其他原因——一些无法忽视的原因。
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来看，首先，早期启蒙思想的传播为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宣扬更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启蒙精神中包含的两种理性——即要求天赋人权、实现自由平等的人文理性和主张科技进步、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在二战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出现了不和谐的发展。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疯狂地崇尚科学，认为科学原理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数字化、标准化、定量化、整体化控制着一切。在工具理性摧枯拉朽地膨胀、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时，追求个人自由、人的精神解放的人文理性无可避免地衰落了下去。其结果是，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合理化，都在井井有条地发展，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却被这个“合理”的技术社会所奴役，背上了理性的枷锁。
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民众——即老一辈绝然不会再想到去冒险解放自己的思想精神。他们沉默而自觉地尊崇着理性的法则，在物质繁荣昌盛但精神压抑、保守的理性社会中享受人生。
但是，成长于战后的西方青年自出生起就享受着丰盛的物质文明成果，经济危机和战争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他们风华正茂、他们充满活力、他们敏感而富有激情，每个青年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世界、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开放的思想、发散的思维却与当时社会严谨、条理、保守的社会文化准则格格不入。他们的天才被制约、被挤压，于是青年人或反抗或逃离主流社会，以此发泄被禁的思想、情感。
其次，生长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青年们本能地认为社会理应是美好、幸福、欣欣向荣的。但残酷的社会事实却将他们的天真无情地击碎、撕碎。当温室中的花朵步入青年，开始敏感地关注社会问题和其他落后国家时，黑人遭受的种族隔离和歧视、艰难维生的第三世界人民、在“自由民主”旗号下对人性的桎梏以及野蛮的对外战争（越战）等现实都在猛烈地冲击着原本根植于青年心中的信条。他们猛地看清了繁荣背后的阴暗，他们感到自己被蒙蔽了，他们不要做理性的奴隶。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人无法接受，他们不要像长辈那样麻木地在虚伪的社会中求生。
再次，以马尔库塞（Marcuse）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先觉者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被奉为“精神领袖”和“青年造反之父”的马尔库塞以及一批优秀的思想家以他们先哲式的敏锐洞察力揭露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诸多顽疾。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社会批判思想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精神旗帜。
最后，我们跳出资本主义社会，放眼世界：第三世界纷纷独立、中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等事实都对西方青年产生了影响。社会主义理论被广泛地接受，青年进一步认清了隐藏于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残酷社会现实。这些来自“外边”的声音也作为学生的思想动力，为学生运动提供了理论、精神上的支持。
（三）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
——张承志
在对西方60年代学生运动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同为60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没有起身经历也没有大量查阅相关资料的我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想必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吧。所有的青年都热情洋溢、欢欣鼓舞，红色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某些方面，那时的中国青年和西方青年是相似的：同样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同样的充满活力。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的青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变革之中，那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他们心中满是对未来美好的期望。然而，当革命的浪潮逐渐退去，当一切归于平静时，当那些早已步入中年的年轻人沉静地反思、回忆，回忆那段激荡的岁月以及在那奔腾年代中漂泊的自己时，他们是否能够获得一份感动？他们能否在“大彻大悟”之后归纳出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们真的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么？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回不同。村上春树说过，“每个人都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东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运的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助长它，使之作为松明燃烧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远无法找回。”
（四）
60年代的西方青年被称作“垮掉的一代”，在当时主流的评判视角看来，他们在逃避、在破坏、在自甘堕落。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对理想与现实之间残酷而巨大的落差感到迷茫，在自身心智和人生哲学尚未成熟的时期以极端的方式宣泄心中的情感。今天的他们大都融入了主流社会，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今天这个缤纷依旧却激情不再的年代，他们的漂泊也划上了句号。
60年代涌现出的种种思潮和理念在今天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的身边充斥着诸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思想；
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今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摇滚乐、黑色幽默文学、荒诞派戏剧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60年代真的远去了么？也许，我们应该听听当事人的心声：
“现在，60年代似乎远去了，一个生活时代远去了。……但我知道，这个时代仍与我们在一起——它不仅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在我们的政治中。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认真又愚蠢，肤浅又破坏。我们在那个年代向这个世界投石头，它所激起的涟漪，现在仍在拍打着我们——无论是为了更好还是更坏。”
——当年美国学生运动的一位激进分子
正如米德所说，青年是世界的未来。青年人充沛的活力和灵动的思想是任何一代人都无法匹及的。在他们的眼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完美、追求理想、探索未知的领域。作为青年的我们，注定要漂泊——在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成熟。
补 记
起初自己并没有想到会以如此的内容来完成《文化与承诺》的读书笔记。然而在随着自己的好奇心一步步深入了解“60年代”后，我变得欲罢不能。历史的事实和自己的思考在我脑海里飞旋翻涌，所有的知识和感受都绞作一团，它们凶猛地撞击着我的思想和心扉，我只是激动地把笔尖按向纸张。我强烈地觉得自己应该以米德人类学的视角为基础，从一个更为宏观、更加全面的角度去解释那个激荡的年代，去理解曾经和我们同为青年的西方学生。
完成《奔腾年代中的漂泊者》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确实如此），但更多的释然却是因为自己能够将阅读积累过程中的感受、感悟诉诸文字，真的是一吐为快，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