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杨弘道交游考论-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杨弘道生逢金代后期，遭遇金末丧乱，曾流寓南宋，后得以北归故里。他一生交游广泛，与南北两地、三朝的文坛大佬、地方官吏、方外之士等俱有往来。本文通过考察杨氏在金末、南宋、北归三个时期的交游，以期了解其人生境遇、处世心态以及文学创作与理论所以形成的历程与特征。
关键词：金末元初 杨弘道 交游 杨弘道（1189-1272？）字叔能，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在金经历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四朝，亦尝为吏，亲历了金末丧乱。从大定二十九年（1189）到天兴二年（1233），杨弘道活动于金；从天兴二年到宋端平二年（1235），流寓南宋；自宋端平二年十二月北归。著有《小亨集》、《事言补》等。杨弘道的曲折经历是金末元初士人遭遇的缩影。他也是金末文坛倡导“宗唐得古”之风的代表之一，其《幽怀久不写》、《甘罗庙》诗受到了金代文坛大佬赵秉文、杨云翼等赞赏，一度享有盛名。元好问曾作《小亨集引》竭力为之鼓吹，以为其“诗文似其为人”、“以唐人为指归”，竞开风气之先。杨弘道也颇为清代四库馆臣所关注，“今观所作，五言古诗得比兴之体，时时近汉魏遗音，律诗风格高华，亦颇有唐调。虽不及好问之雄浑苍坚，然就一时诗家而论，固不可谓非北方之巨擘也”。金以降，关于杨弘道的生平操守评价不一。金元之际以赞赏与同情为主，而清四库馆臣则持消极态度。本文通过考察杨弘道在金末、南宋以及北归时期的交游，揭示他的文学创作所以形成的内涵与特征，他的人生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精神风貌、思想性格与心理特点，还原一个真实的金末元初士人的精神面貌。 “金末”交游：志趣相投、诗风相近 贞祐二年（1214），蒙古兵围中都，女真王朝遭遇了空前劫难，被迫南迁汴京。日趋衰微的国家形势、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成为文风转变的契机。当时文坛异常活跃，不事雕琢、重在达意的文艺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扭转了弥漫已久的尖新浮艳之气，产生了一批忧国伤时、关注民生的作品。“羁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其时，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等主文盟，名望籍盛。如赵秉文在推动金末文风转变上绩效卓著，被称为“挺身颓波，为世砥柱”；杨云翼与赵秉文共掌文柄，同知贡举，时称“杨赵”。二人针对当时止以辞赋为重的不良风气，“于策论中取人”。他们携同翰苑诸贤、社会名士，以文聚会，切磋诗艺。李纯甫在南渡后的文坛也颇负盛名，雷渊、宋九嘉等人跟进效法，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 同时，赵秉文等人还致力于发现、举荐人才。他主持省试时，曾擢拔李钦叔、麻知几等人。元好问以《箕山》、《琴台》等诗作受其赏识，遂“名振京师”。—批文学新秀纷纷脱颖而出，其中也包括杨弘道。《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小亨集引》有云： 兴定末，叔能与予会于京师，遂见礼部闲闲公及杨吏部之美。二公见其《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不已，以为今世少见其比。及将往关中，张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纯、冯内翰子骏，皆以长诗赠别。闲闲作引，谓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宝、景星丹凤、承平不时见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 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亦有所云。杨弘道对这段往事心存感激，念念不忘：“当时好客谁为最，李赵风流两谪仙。”而赵秉文等人所以赞赏《幽怀久不写》、《甘罗庙》、《空村谣》等，在于这些作品的语言质朴，内容充实，体现了唐诗旨趣，与他们所倡导的不饰雕琢、重在达意、“以唐人为法”的文艺思想契合。具体看，杨弘道师法诗三百、魏晋古诗、唐人李杜等，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成就，客观上构成了对赵秉文变革文风主张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杨弘道在汴期间，结识了一批文坛名流，而最重要的收获是与元好问结为知己。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兴定五年进士，累迁左右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以著作为己任，“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其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杨弘道与元好问一样，遭遇了金末丧乱，“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从性格看，元好问性乐易，杨弘道资淡泊；从为文创作看，他们都以唐之“风雅”为准。二人彼此唱和酬答，相互慰藉支持，为当时文坛新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杨弘道《赠元裕之》云：“日者见君诗与文，知君在嵩少，神马已向西北奔”，“低头拜君昂头识君面，碧天青嶂秋月升金盆”。表达了对遗山心仪已久的仰慕之情。正大元年（1224），二人再次遇于汴京。元好问应宏词科试优等，而杨弘道则落第西归。次年，元好问有《怀叔能》诗：“别却杨侯又一年，西风每至辄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诗印空从吏部传。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鸣一息定谁先。黄尘憔悴无人识，今在长安若个边。”正大四年，杨避乱由商洛赴邓，途经内乡，其时元任内乡县令，聚集了一批逃亡士人，在元的关照下，饮宴唱和，度过了一段安定时光。 金末丧乱，共同患难，促成了二人的友谊，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具有相似的艺术追求，“以唐人为指归”的创作倾向。元好问为杨弘道《小亨集》所作之序云： 初，予学诗，以十数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狡讦，无蛑阿，无傅会，无笼络，无衙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策，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诗其庶几乎！惟其守之不固，竞为有志者之所先。（《小亨集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二人交情深厚，但杨对元好问卷入崔立碑文事件并未为之讳：“余辈不幸有虚名，一旦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则发诸公嫁名之机，诸公必怒，怒而达崔立，祸不可测，则吾二亲何以自存？……今天下士议往往知裕之所为，且有曹通甫诗、杨叔能词在，亦不待余辩也。”杨之词虽不传，从中透出他不无微词的态度。 再如刘祁（1203-1250），字京叔，号神川遁士，应州浑源（山西浑源）人。祁“少长习时文，为科举计”。兴定末，赴廷试不捷，“即闭户读书，务穷远大，涵蓄锻淬，一放意于古文，闲出古赋杂说数篇。李屏山、赵闲闲、杨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诸公见之曰：‘异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腾誉之……自是振落英华，收其真实，文章议论粹然一出于正，士论咸谓得斯文命脉之传”。其时，杨与刘相遇于汴，二人俱屡遭科场失意，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相同的倾向，这使他们走到一起。杨诗《酬刘京叔祁》云：“瘦鹤巢西彩风东，差池云路有时同。翛然放意嚣尘外，久矣识君文字中。洧水絮飞倾盖后，梁园冰释赠诗工。情知不得邻丹穴，又整霜毛向晓风。”他自比“瘦鹤”，以“彩凤”喻刘祁，表达了他对友人的仰慕及依依惜别之情。 再如李汾（1192-1232），字长源，太原平晋人。工于诗，宗唐人，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为人尚气，跌宕不羁。颇褊躁，触之辙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元光间游梁，举进士不中。能诗声一日动京师，诸公辟为史院书写。时赵闲闲为翰林，雷希颜、李钦叔皆在院，长源不少下之，诸公怒，将逐去，亦不屑，后以病目免归”，过内乡。其时，杨弘道亦在内乡，有《调李长源》云：“何时一斗凤鸣酒，满酌与君洗不平。男儿年少鬓如漆，日落胭脂坡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