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及其意义
第一次
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第二次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第三次
新中国成立后 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
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3.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4.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5.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6.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三次土改的区别
三次之间的区别：
第一次是民族主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全国一致反抗日本侵略。
第二次是阶级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实行有阶级区分的土地政策，联合贫下中农对抗资产阶级。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所以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
第三次与前两次的区别：
1.范围更广（以往是在根据地或解放区进行，这次是在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推行）；
2.目的有了新变化（以往是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这次是为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3.对富农实行了新的政策（以往是打击或限制，这次采取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4.影响更深远（这次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中国近代史上中共的土地改革或者革命一共是五次
国民大革命时期--------打土豪 分田地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1931年 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 双减双交 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革命会议
建国后--------1950_1952年 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共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
1．土地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
路线：靠贫、联中、限富、保中小、灭地主（1931）
作用：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
2．抗战时期
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作用：有利于团结农民、地主一致抗日
3．解放战争时期
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地主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
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路线：靠贫、联中，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
作用：农民分得土地，积极参军、支援前线，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4．建国初期
政策：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与以往不同：保护富
农经济）
作用：彻底废除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
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5．三大改造时期（对农业的改造）
政策：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建立农业生产
合作社
作用：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
6．十年探索时期
政策：小社并大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
影响：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7．改革开放时期
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作用：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注
意三化）
抗战时期和三大改造时期我党对待富农的政策怎样？
对待富农政策是我党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党对待富农的政策有所不同。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对民主革命其他时期对待富农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惟独抗战时期未提及，而《中国近代现代史》（人教版试验本）下册在提及建国后土地改革对待富农政策时是这样叙述的：“这次土地改革在政策上同过去有所不同，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据此，有的学生会形成这样的错误认识：党在抗战时期对待富农政策与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相同的，即都采取限制、打击富农政策。此外，建国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我党对待富农的政策教材也未提及。那么，这两个时期我党对待富农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呢？
在抗战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为战胜强大的日寇，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而“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的要求。”所以党在抗战时期制定的对待富农政策也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性，既不是建国前其他两阶段的限制、打击政策，也不是建国后的中立、保存政策，而是在经济上奖励富农生产，在政治上联合富农，切实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当然对于富农的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也采取减租减息政策。这一政策能更积极地联合富农一致抗日。
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如何解决富农问题呢？在民主革命时
期，富农是农民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地主有区别，虽然党在民主革命不同时期对待富农政策有所不同，但始终未像对待地主那样采取消灭政策。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农村两极分化加剧，新富农的出现，农村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将破坏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严重损害工农联盟，因此将农民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党对富农采取由限制富农剥削到逐渐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党通过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来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当农业合作化到来时，消灭富农阶级的条件成熟了。国家对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办法，是吸引富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富农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在完全放弃剥削的条件下参加到合作社中来，有的可以立即取得社员资格，有的则须经过一段时期的集体劳动，由社员大会批准入社。对过去的地主分子也是采取类似的办法，让他们参加到合作社中来。富农和地主通过在合作社和社员们一起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富农参加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就消灭了。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湘赣边区苏区）进行革命斗争时，总结1927年冬到1928年冬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对推动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由于该法是在革命斗争开始不久制定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一切土地禁止买卖，分配后除老幼疾病及服工役者外，均需强制劳动。这些规定不符合当时农民的思想和传统习惯，不利于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到达兴国，在那里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七月在上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随即分配于贫农”。“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势，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后来闽西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办法。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由于正确的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中，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五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六十多万人得到土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一九三○年初，红四军由闽西到赣南。二月七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批判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阻碍土地斗争的错误，决定一要“分”，二要“快”，端正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方向。二七会议后，赣西南土地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等可分土地按标准分配；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湖泊归政府管理。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本法公布前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农民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这个大纲在分配土地时，允许中农保有高于贫农的土地量，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土地。既适应了农民的愿望，巩固了后方，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
经过土改运动，大约在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一亿多农民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的胜利，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发展，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广大农民普遍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潮，并且积极参加民兵、出民工，支援前线。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五四指示》: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揭开了解放区土地立法的序幕,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是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制定的。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在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党必须对土地政策作重要的改变，但“不是全部改变”。同时，原来的减租政策“并没有完全废止”。1947年8月20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曾讲到了“五四指示”产生的历史背景。刘少〖KG*9〗奇说：“当时是和平要破坏，内战要爆发，和平似乎还可能争取，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暂时和平的企图，但同时用极大的力量，甚至用全力准备战争。所以当时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准备战争”，“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 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着重讨论时局和对策。在会议讨论减租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时，任弼时指出，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对于巩固解放区是一个重要步骤”。毛泽东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之后，中央即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3月31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请你到少奇同志处拿了看一看，请你清出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即1942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引者注)加以审查，看其中是否有现时已不适用之处，列举告我为盼。”
在此之后，刘少奇、任弼时召集前来延安参加全军整编会议的各解放区负责同志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一起进行座谈。邓子恢等提出，各解放区广大农民
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讨论的结果，由刘少奇、任弼时主持，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参加，由胡乔木执笔，三易其稿，并经毛泽东修改，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草案)。
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毛泽东说：“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刘少奇在会上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会议讨论通过了“五四指示”。指示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五四指示”发出后，各解放区根据指示精神，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支援。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亿万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支援，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孝文帝改革的历史意义孝文帝改革的历史意义 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大融合，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有利于 我国少数民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也促进了鲜卑族的发展，是鲜卑族最终汇入我国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有利 于我国民族的团结。 编辑本段改革简史孝文帝其人 编辑本段 改革简史孝文帝其人 简史 公元 471 年，拓跋宏在执掌朝廷实权的冯太后及大臣的精心安排
下袭皇帝位。 公元 494 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公元 499 年，病逝于南征路上。 孝文帝( 公元 467 年— 499 年),本姓“拓跋”,名宏。是拓跋弘的长 子,471 年—499 年在位, 为北魏第六位皇帝，谥号孝文皇帝。484 年孝文帝 下令实行俸禄制，使吏治贪污腐败现象有所好转，485 年冯太后、孝文帝颁 布了均田令，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命鲜卑贵族汉化，采用了汉族统治阶级 的政治制度。这些改革，加速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 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 生活速写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信仰佛教，对政治极其厌恶，总是想超脱俗世， 去修身养性。所以，公元 471 年，拓跋宏才 5 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 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 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 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 弘的长子，北魏的第 6 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 471 年至 490 年的 20 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 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
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 屋子之中，3 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 宏才保住了皇位。拓跋宏 3 岁时生母就被赐死，所以一直都不知自己的亲 生母亲是谁。他生性孝顺，因为从小就跟着冯太后，就一直把冯太后当亲 生母亲一样。所以，虽然冯太后对他并不很疼爱，但是拓跋宏却真可以算 是冯太后的孝孙，即使被责罚也毫无怨言。 传世佳句 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北魏孝文帝 评价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魏孝文帝作为一个落后 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比他的前辈提供 了新东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推行均田制，并颁布与之
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抑制了土 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摇役。三长制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 接掌握的编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 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 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通 过整顿吏治，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促进民族融合。 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汉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 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改革措施 第一阶段：创建新制度(主要由冯太后主持） 政治方面采取俸禄制和三长制（设邻长、里长和党长），经济方面实 行均田制和租调制 第二阶段：汉化 1.迁都洛阳（494 年） 2.改变风俗习惯：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 贯 3.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尊儒崇经，兴办学校。 恢复汉族礼乐制度。 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 编辑本段改革背景 编辑本段 改革背景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 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拓跋部不断南迁，在西晋时，部落首脑拓跋 猗卢因为帮助当时统治者抗击刘渊、石勒有功，被封为代王，建立了代国。 但不久，代国被兴起的前秦所灭，拓跋部的历史也暂时的中断了。淝水之 战后，前秦统治遭到了瓦解，拓跋部的拓跋跬趁机复国，召开部落大会， 即位代王，并改国号为魏，称皇帝，史称北魏。此后几代北魏统治者都致 力于统一、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北方仅存的大夏、北燕和北凉，于 439 年统一了北方。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 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 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 改革的必要性 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 爆发，特别是公元 445 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 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 6 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 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 极大的震动。473 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 农民起义依旧有 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 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经济上： 经济上 ： 北魏
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民族矛盾尖锐。租调 徭役极为繁重。 政治上： 政治上 ： 北魏崛起并统一北方，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社会矛盾尖 锐。政治黑暗。北魏官吏靠贪污和搜刮来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 文化上： 文化上 ： 民族融合趋势出现。 编辑本段改革内容 编辑本段 改革内容 改革概述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 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推行 均田制 推行均田制 推行 均田制。在均田制的
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 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 三长制和租调制 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 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 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实行官吏 实行官吏 俸禄制， 严惩贪污。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 俸禄制 ， 严惩贪污 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 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 。 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 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第 四，革除鲜卑旧俗 ， 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 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 革除鲜卑旧俗， 革除鲜卑旧俗 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推行均田制 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士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土地不得买卖。均田制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设立三长制：这是北魏基层的行政组织，它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 租赋，征发徨役和兵役，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健全了地方基层政权， 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的控制。 推行“均田制”，把国家控制的土地（露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 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 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 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推行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改 革了原来赋税征收上的混乱现象。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 实行官吏俸禄制， 实行官吏俸禄制 ， 严惩贪污 北魏孝文帝制定官吏俸禄制，整顿吏治。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许 官吏自筹。惩治贪污。这些
措施使吏治有所好转； 迁都洛阳 迁都 洛阳 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一定 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同时，北魏自定都平城以来到 孝文帝已近百年。平城气候恶劣，生产粮食逐渐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平 城地处偏僻，使北魏政府很难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 也逐渐强大起来，对北魏构成威胁。 为了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巩固北魏政权。 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 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 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 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 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 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 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 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 493 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 30 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 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 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 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 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 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 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 “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 那么迁都洛阳， 我们也愿意。 ” 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 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 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 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 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 “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 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
，明天闯北， 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 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革除鲜卑旧俗， 革除鲜卑旧俗 ， 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 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迁都洛阳原因： 迁都洛阳原因 ：
洛阳是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迁 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 革家，这一举措体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今 天仍值得我们去探究。 第一，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 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 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与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 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 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 推行者。 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 为甚难。”（《魏书·任城王传》），这段话清晰表明：为了向先进的汉 文化学习，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迁都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去，而洛阳是中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迁都以后，孝文帝推行了 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可见孝文帝迁都与其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第二，统治中原的需要 。 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 统治中原的需要。 统治中原的需要 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 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 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 大举，光宅中原。”（《魏书·任城王传》）这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 他关于“帝宅”、“王里”的说法，说明他要通过迁都洛阳以获得汉族地 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另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连年对南齐用兵，直 到卒于南征的军事行动中，可见孝文帝还希望通过迁都洛阳达到统一全国 的目的。 第三，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 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 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
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 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 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 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第四，地理环境的影响。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地处偏北，地形多 山，气候干旱，气温偏低，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然条件制约着北魏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 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 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 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五，减小改革阻力。平城有强大的保守势力，是改革的巨大阻碍。 迁都洛阳有利于减小改革阻力，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其结果使 洛阳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孝文帝还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 1.易服装 易服装：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装。 易服装 2.讲汉语 讲汉语：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 称鲜卑语为“北语”，要 讲汉语 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3.改汉姓 改汉姓：定门第等级。孝文帝下诏，将鲜卑人原有的姓氏改为汉姓。 改汉姓 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并按照门第 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4.通婚姻 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把两族 通婚姻 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5.改籍贯 改籍贯：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目的：进一 改籍贯 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贵族积极接受汉族 文化。作用：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的支持， 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
史实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 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 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 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 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 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
用了汉人的姓。 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 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 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 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 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 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 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 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他首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 改穿汉族衣服。后来又禁 改穿汉族衣服 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 改说汉语。公元 496 年，孝文帝又下令改变鲜 改说汉语 改变鲜 卑贵族的姓氏。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 卑贵族的姓氏 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 100 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 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 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 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 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 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 主张同汉族通婚 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 4 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 族大姓，还为自己的 6 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 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 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孝文帝还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 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 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 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 等。 孝文帝还延用了汉族的门阀制度。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 成 4 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 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 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 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 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 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 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
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 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 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 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 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 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 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 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 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 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 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 编辑本段改革的历史作用 编辑本段 改革的历史作用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 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 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 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 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 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 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 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 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 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 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 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但是，在历史上，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 30 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 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 仅占少数）。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 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 推行汉化，是“好
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 四），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 矣”（《廿二史剳记》卷十四）。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 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读通鉴论》 卷九）。 近些年来，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陈汉玉《也 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郝松枝《全盘 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 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 者。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 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 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 族的衰亡。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 弱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 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 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 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 灭亡。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
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 深刻的。 整合 ：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 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 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 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 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 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 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编辑本段民族大融合的方式 编辑本段 民族大融合的方式 民族迁徙： ① 民族迁徙 ： 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 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联合斗争 斗争： ② 联合 斗争 ： 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 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
同斗 争，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友好交往： ③ 友好交往 ： 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族人 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即使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没 有间断）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 ④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 ： 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大融合。 *特点：时间长 民族多 范围广 改革的背景 公元 439 年,北魏孝文帝统一黄河流域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影 响，民族融合的趋势增强。
改革的内容 迁都以前：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 迁都洛阳：为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加强对中原地去的控制 迁都以后：改用汉语；穿戴汉服 改汉族姓氏（如：拓跋—元） 鼓励 鲜卑贵族与汉族联姻 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 学习汉族的礼法 尊崇孔子，以 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 改革的目的 为了革除鲜卑旧俗 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 巩固北魏的统治 顺应历史 的潮流 改革的作用 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促进了各族社会的进步 加快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进程 巩固了北魏的统治
论改革开放30年历史重大意义及总结与反思论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及总结与反思
【摘要】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届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本文系统的论述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重大历史意义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现在的发展指出指导性的意义。
关键字：改革开放 历史背景 历史意义 巨大成就 启示
严复在《天演论》中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定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制度只有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才会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否则只会为历史所淘汰。在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处于历史转折关头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而正是这一伟大的抉择，使得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持续发展，中国人民渐步入小康水平。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以为当前我国的发展作出指导，这是本篇论文最主要的目的。正如唐李世民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总结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为当代发展作出指导，避免再犯以前的错误，可极大的促进社会发展效率。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1、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非正常状况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内背景
从国内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当时，整个政治局面是处在一个混乱状态；整个经济情况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的出路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同志曾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的这21年中，我们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由此导致了一些左的错误和严重后果。由于这20年所作出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被推向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据统计，60年代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世界为3.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0%，发展中国家为2.6%，苏联和东欧国家为5.5%，日本为10.2%，而中国仅为0.2%，远远低于上述所有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2】在这一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同时在思想上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扼杀了广大人民的创造性，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2、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
二战过后，世界基本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长期处于“冷战”对峙状态，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追求和平与发展。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倘若现在中国在不调整对策，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中国必会被世界淘汰。所以在这时邓小平敏锐的察觉到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才能追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
3、改革取向领导集团的形成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观条件 没有提出改革开放理论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邓小平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提出了改革开放论，并在党中央取得了多数的同意支持。在当时，仍有许多党内人士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邓小平对此给予了科学的解释，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历史成就
1、经济快速发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告别了国家计划统配一切社会资源的时代，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市场在经济调节中处于主体地位。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万亿元，是改革初期的15倍，年均增长率为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10跃居世界第三，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4】
2、国际政治地位提高。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显著提升，我国在国际交涉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时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我国向多国给予了援助，展现了我国良好
的大国形象。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也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一个标志，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改革开放。
3、大幅度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5】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民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提高。居民在满足物质消费的同时，也追加精神上的消费，居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三、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启示
改革成就辉煌，成就带来启示。我们要看到在改革开放30年来，是不断改革的30年，是不断开放的30年，更是不断总结经验向前发展的30年。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又是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力挽狂澜，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就没有30年的光辉成就和稳定发展。
2、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走上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正确分析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新要求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解放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决定着改革开放的效能和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事业，永远充满勃勃生机。
3、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更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奇迹的创造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首先是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点和决策的依据，真正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来；要坚持从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4、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一如既往的全力投入到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去中去用。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基本方针。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来实现的。进一步搞好参政议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改革开放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更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光辉历程，思考发展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使我们更加坚定地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更加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阔步前行。
5、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就要全面深化改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的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6】就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才不至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以最大的效率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6、毫不动摇的坚持对外开放。当今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联系网中，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都不可能发展起来，要想在国际这个大范围内得以生存和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这样才能及时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才能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对当今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需要我们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修正自己的
不足，在开放中刚上时代的潮流，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50页
【4】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5页
【5】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9页
【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31页
分税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
分税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
姓名：唐佳杰 学号：3090100190 专业：应用生物科学
摘要：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充分调动了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但是由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造成了许多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国际上的分税制和中国税制的发展历程，借鉴国外的历史经验为分税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税制改革 借鉴 我国分税制的健全和完善 税收对于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具有非常大的贡献，是我国财政收入（预算内资金）的重头戏。以2010年为例，我国财政收入8万亿，其中88%来自税收。税收对于经济效率来讲，在完美条件下应该是没有税收额外负担的，也就是说税种的开征不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税种开辟的合不合理，税收制度制定的恰不恰当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会对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分税制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在处理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分配关系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对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起了重大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国采用的非完全分税制日渐暴露出弊端，本文通过对国际上分税制的状况和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历史经验考察和分析，为我国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一、国际上的分税制 国际上通行的分税制，从集权分权的程度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管理权限分散的联邦制国家的分税制，代表如美国，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家实行的分税制也属于此类；第二类是管理权限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的分税制，代表如法国，英国等国家实行的分税制也属于此类；第三类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日本式分税制。以这三种类型的代表美国、法国和日本为例分析。 首先说明两个概念：彻底分税制和不彻底分税制。彻底分税制（完全分税制）是指：彻底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不设置中央地方共享税的一种分税制制度。采取这种分税制的，大多是联邦制国家，如美国等。不彻底分税制（非完全分税制）是指：税收管理权限交叉，设置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一种分税制制度。它既具有固定性的特点又具有灵活性的特征。采用这种分税制的，大多是管理权限比较集中的国家，如英国等。 1.美国分税制及其主要特征 美国自联邦制国家成立以来，一直实行彻底的分税制。自70年代以来，税收收入划分的总格局基本上维持在联邦税收60%以上，州政府税收20%以上，地方税收15%左右。为保证各级政府能够提供其事权范围内的服务，历史地形成了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个主体税种成为它的主要财源的分税制，从而使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财源，建立了一套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三级税收体系：三级政府都有权对同一税源和同一纳税人征税。美国宪法既规定联邦政府的地位高于州政府，又强调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分权原则。与此相适应，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在财政上体现了既有集权，又有分权；既平等，又有先后的原则。 各级政府税收划分：
下表反映的是美国税收的总体水平，各州、各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美国税收分配比例的长期稳定性，所以下表可以反映美国税收的大致分配情况。 美国各级政府税收结构表 单位：亿美元
表格一：资料来源:刘国光主编:《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1
不同税种在各级政府的分布比例
地方政府
100百分比/%
806040200
联邦政府
州政府
图表 1
上图中清楚地看出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其他个税主要分布在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享有70%以上的分配额度；销售税主要分布在州政府，州政府享有65%左右的分配额度；财产税主要分布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享有88%左右的分配额度。
不同税种占各级政府的比重
地方政府
80百分比/%
6040200
联邦政府
州政府
图表 2
上图中清楚地看出联邦政府所有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和其他各税占了很大比重，各占了约40%左右；州政府所有税收中销售税是重头戏，大约占了60%左右，个人所得税也占了30%左右；地方政府所有税收中财产税占了80%左右，销售税也占了15%左右。 把适合地方政府征的税交给地方政府征收，把适合州政府征的税分给州政府征收，这种税收分布对于各级政府收税的效率和成本上是合理的，有效地提高了征税效率、降低了征税成本。并且这种税收分布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和预算支出也是相匹配相适应的：将纳税人的钱通过各级政府的事权将效益和福利返还给纳税人，同时又充分考虑社会公平。 各级政府事权的划分：
表格二：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
各级政府预算支出的划分：
与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相适应，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结构也不相同。在联邦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费和国防费的比重大;在州政府的预算支出中，以卫生与社会福利 支出和教育支出为主;在地方财政支出中，公安司法支出和公共服务与福利支出占有较大的比重。 联邦政府集中的财力比较大，而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力相对少。为了帮助州和地方政府举办某些事业，联邦政府每年都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资助，既解决州和地方的财政困难，又能以此达到引导和控制州和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目的。 综述： 总体来看，美国的彻底分税制是与各级政府的事宜划分和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相适应的，同时又能体现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是这种彻底分税制有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各级政府可以对同一税源和纳税人征税，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官本位下的腐化和短期行为。所以这种制度的政治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求民众对法、执法的有效建设和监督权力。
2.法国分税制及其主要特征 法国是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唯一实行计划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在财政上实行计划化管理，政府十分重视财政的宏观调节职能，注意充分发挥税收、预算和补助的作用，因此，税收管理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分配上。税收管理权限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在税收收入划分上中央一般占总收入的75%左右。这种集权的分税制在政治上的基础是中央集权制国家。 法国中央、地方税收收入比重表 单位：亿法郎
表格二：资料来源:《国际财政制度比较》，中国财政出版社，1991年版
从上表显而易见，划分给中央的税收一直稳定在3/4左右，体现了法国税收具有中央高
度集权的税收体系。 税收收入分配：
法国分税制采取完全划分税种的办法。一些大宗的、税源稳定的税种都划归给中央管理，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登记税、印花税、工资税和关税等，占税收总收入的80%以上，并且这些收入全部划入中央，不与地方分成。于此相反的，地方税税种单一、收入弹性小，主要包括行业税、居住税、建筑土地税、非建筑土地税、财产转移税、娱乐税等，占税收总收入的17%左右。 税收管理权限： 在税收管理权限方面，税收的立法权包括开征权、征税范围以及如何分配税收收入等，均由中央统一规定。而地方政府只可以制定地方税收的税率，有权对纳税人采取某些减免税措施等。在税收征收管理上，法国分为中央、地方两套班子，分别征收各自的税收收入。 国情（国土面积及人口）
法国国土面积 55.2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海外属地），世界排名47位，不足中国国土面积的1/15，比大陆某些省份面积还要少；法国人口在2011年首次突破6500万，不足中国人口的1/20。并且各省之间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经济发展状况差异不明显。 综述：
总体来看，法国集权式的分税制对法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央财政集中了绝大部分财力，体现了中央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地方财政的财力就极为有限了，财力不足限制了地方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当然，对于地方财政的困难，中央财政采取的是积极补助的办法。这样，地方财政对于中央财政就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法国这种集权式的分税制有中央集权的政治前提和计划体制的经济前提。法国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决定了法国国情较为不复杂，地区性差异小，这种中央大头的税收制度能够有效率地对地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虽然在征收管理上分为中央、地方两套班子，但是法国的国情决定了，这也是有效率，成本不高的。
3. 日本分税制及其主要特征
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的单一制国家。行政机构分为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与此相适应，日本的税收也分为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管理。税法由国会统一制定，
内阁为实施税法制定政令，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政府根据政令制定条例。在税收征收管理上，日本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系统，三级政府均有自己的征管机构，各自负责征收自己的税收。日本分税制按税种划分为国税和地方税。其中国税占的比重较大，约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
日本三级政府税收收入比重表 单位：亿日元
表格三：资料来源:[日]《财政金融统计月报》，1991年第5期，第12～15页
税收收入分配：
日本国税即中央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继承税、赠与税、酒税、印花税等25种，其中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占得比重很大，大约占国税的65%左右。地方税又分为道府县税和市盯村税两个部分。道府县税包括道府县居民税、事业税、汽车税、餐馆饮食消费税、汽车税等15种。在道府县税收入中，道府县居民税、事业税、汽车税占的比重很大，大约占道府县税的75%左右。市盯村税包括市盯村居民税、固定资产税、卷烟消费税、电税、煤气税等17种。在市盯村税收入中，市盯村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占的比重很大，大约占市盯村税的80%左右。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在上述分税制格局下，中央政府集中了大部分税收。为此，日本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来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和平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方式有：地方交付税、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 1.地方交付税是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是把国税中的所得税、法人税和酒税按照一定的比例(三种国税收入额的32%)下拨给地方的一种税。地方交付税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它在整个国税收入中占25%左右，约占地方实际收入的20%以上。 2.地方让与税是中央政府把作为国税征收的特定税种的收入按照一定的标准转让给地方的一种税。地方让与税虽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很小，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发挥着相当大的职能。它不仅能从税制上保证中央将一部分税收稳定地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也具有引导地方政府增加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作用。3.国库支出金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条件由国库拨付给地方政府，用于特定支出的一种财政资金。主要分配在教育和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综述：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税收调整额度大，约占地方总收入的40%左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力再分配力度大，效果显著，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的分税制，其基本精神和美国、法国有类似之处，其特色在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这一特征。
二、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发展历程
中国税制改革的发展经历了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到财政包干制再到分税制的过渡，在每一时期收税体制都有其以当时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缺陷。 1. 统收统支财政体制（1949-1978年） 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特指中国在1950年实行的一种预算管理体制。即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央，地方支出统一由中央拨付的高度集中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财政经济工作状况，已经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为了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国家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使国家财政从分散管理转向集中管理的轨道。主要内容为：①财政管理的一切权限集中在中央。所有的财政收支项目、收支程序、税收制度、供给标准、行政人员编制等，均由中央统一制定。。②一切财力集中在中央。关税、盐税、货物税、其他工商税收等统归中央财政。③一切支出统由中央核拨。收支计划逐级上报中央政府，经由中央统一审核批准后，逐级拨付，形成收支两条线。④统一国家预算。各项财政收支，除地方附加外，全部纳入国家预算。 由于十年政治风波对于财政收入造成的影响，本文将这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期讨论。即1950年—1957年和1958年—1979年两个时期。 这一时期税制的主要贡献：
税收收入与GDP变化情况（1952-1958年）
1500/亿人民币
1000500
税收总收入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GDP总量
1957
1958
图表 3
为了剔除GDP总量和通胀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下图采用税收与GDP比值的方式分析。
税收收入占GDP的比值（1952-1958年）
30.0%29.0%28.0%百分数
27.0%26.0%25.0%24.0%23.0%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图表 4
由这两个图的曲线走向，我们看出虽然GDP波动增加但是对于税收收入来说增加是平稳的，所以就造成了比值图中百分比的波动变化，而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统收统支制度首先保障了中央财政的平稳增加而与全国的GDP总量是脱节的，体现了强大中央强大调控力的同时也体现了同国民经济的脱节性。 从税收增长来看，1950年，中国的GDP和税收收入分别为575.5亿元和49.0亿元，1957年分别增加到1068.0亿元和154.9亿元，分别比1950年增长0.9倍和2.2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2%和17.9%；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8.5%上升到1957年的14.5%。 从税收结构来看，这一时期货物和劳务税收入是中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很小，但是这两类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均呈迅速上升趋势。1950年，货物和劳务税收入为22.8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46.5%；所得税收入仅为1.2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4%；财产税收入及其比重与所得税相近。1957年，货物和劳务税收入为100.9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65.1%，比1950年提高18.6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为16.3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0.6%，比1950年提高8.2个百分点；财产税收入仅为2.5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比1950年降低0.7个百分点。
税收收入与GDP变化情况（1958-1978
年）
4000
/亿人民币
GDP总量
2000
税收总收入
图表 5
税收收入占GDP的比值（1958-1978年）
45.0%40.0%35.0%30.0%百分数
25.0%20.0%15.0%10.0%5.0%0.0%
图表 6
这两表中反映了与1950年到1958年相似的情况，GDP有波动，税收总收入相对平稳增加。 从税收增长来看，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的年税收收入从187.4亿元增加到519.3亿元，增长1.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2%；GDP从1958年的1307.0亿元增至1978年的3645.2亿元，也增长了1.8倍，税收收入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基本同步。全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58年分别为48.3%和14.3%，此后一度大幅度下降（最低点分别为35.6%和11.1%），后来逐步回升到1978年的45.9%和14.2%。 从税制结构来看，这一时期货物和劳务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非常大，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依然很小，但是上述两类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59年，货物和劳务税收入为160.5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78.4%；所得税收入仅为4.5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2%；财产税收入仅为3.5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1978年，货物和劳务税收入为434.3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83.6%，比1959
年提高5.2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为54.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0.4%，比1959年提高8.2个百分点；财产税收入仅为1.2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3%，比1959年降低1.4个百分点。
意义及缺陷： 统收统支体制有利中央在特殊情况下集中财力，兴办大型建设项目，统筹安排，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曾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这种体制下，财权过于集中，地方收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既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中央财政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2. 财政包干制（1980年到1993年）
财政包干制度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主要财政模式。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弊端日益明显。表现在税收调节功能弱化，影响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国家财力偏于分散，制约财政收入合理增长，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一时期税制的主要贡献：
税收收入与GDP变化情况
40000/亿人民币
300002000010000
19781979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税收总收入
GDP总量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图表 7
1993
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值
35.00%30.00%25.00%百分数
20.00%15.00%10.00%5.00%0.00%
图表 8
地方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比值
50.00%45.00%40.00%35.00%30.00%25.00%20.00%15.00%10.00%5.00%0.00%
图表 9
百分数
由这三个图表，我们不难看出在财产包干制的体制下即使在GDP总量稳定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税收占GDP百分比的含量也是逐年下降的，而地方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百分比则是波动上升的，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中央财政收入不断减少，中央的财力和宏观调控力不断下降，这不仅不利于国家在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和结构导向的作用，而且容易导致地方与中央对立，导致中央政权的不稳定。
从税收增长来看，1993年，中国的GDP、税收收入分别为35333.9亿元和4255.3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7倍和7.2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3%和15.1%；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到97.8%，比1978年提高51.9个百分点；但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2.0%，比1978年降低2.2个百分点；并且中央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20.8%。
从税收结构方面来看，由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对个人所得征税工作的加强，所得税收入一度大幅度增长，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随之大幅度上升，随后逐年下降，货物和劳务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则先降后升。1993年，货物和劳务税收入为3054.9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71.4%，比1978年降低12.2
个百分
点；所得税收入为756.7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5%，比1978年提高7.1个百分点；财产税收入为150.7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3.4%，比1978年提高3.1个百分点。 意义及缺陷：
财产包干制虽然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财政，但是为地方政府对中央讨价还价提供了条件，弱化了税收调节功能，影响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优化；国家财力偏于分散，制约了财政收入合理增长，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容易导致地方与中央对立，导致中央政权的不稳定。
3.分税制（1994年以来）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1994年中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政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简单来讲，按税种划分收入，将体现国家权益、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对于事权来讲，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等所需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经济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这样初步形成了收入大头归中央的分配格局。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
这一时期税制的主要贡献：
各级政府税收分布
20000
全国税收收入15000
10000
5000
中央本级税收
收入019941996
地方本级税收1998收入2000
2002/亿人民币
图表 10
各级政府税收分配比例
70.0%
60.0%
50.0%
百分数40.0%30.0%
20.0%
10.0%
0.0%
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图表 11
由这两个图表不难看出，在分税制之后，不仅全国税收收入稳定增加，而且中央税收分配比例较之财产包干制时期有大幅度的提升，并和地方税收分配维持在六四开的水平，巩固了中央财力，增强了其宏观调控力和经济结构导向作用。
从税收增长来看，2000年，中国的GDP、税收收入分别为99214.6亿元和12581.5亿元，分别比1993年增长1.8倍和2.0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9%和16.8%；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到93.9%，比1993年降低3.9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2.7%，比1993年提高0.7个百分点；中央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上升到58.6%，比1993年提高37.8个百分点。
从税收结构方面来看，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税务管理水平的提高，所得税收入增长比较快，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随之上升，货物和劳务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则随之下降。2000年，货物和劳务税收入为8952.8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68.0%，比1993年降低3.4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为2439.5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8.6%，比1993年提高1.1个百分点；财产税收入为528.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4.1%，比1993年提高0.7个百分点。
意义及缺陷：
实行分税制没有影响地方财力，反而加快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的分税制是“温和式”的，既考虑到中央要适当集中一部分财力，解决中央财政困难，又不影响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充分地考虑了地方既得利益。根据地方财政实际收入数和分税后收入变化情况，核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在支出划分上，保证了各地区原有支出规模。这样就实现了中央能够集中财力，增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又不损伤地方的积极性，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保障地方基础性建设和地区间协调发展。
我国分税制最大的缺陷在于分税是不彻底的。我国的分税制不像美国等国家事权和税收是相对应的，造成了事权的错位、越位与财政支出范围的错位、越位。就税收职能而言，税种划分未充分考虑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现行分税制主要考虑的是税收收入在各级财政之间的归属与分配，旨在通过税收划分解决财政预算分配问题，而对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考虑不够。像法国和日本的分税制充分考虑到了中央财政引导投资方向
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手段。就转移支付而言，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完
整、严密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依然采取基数返还、保护地方既得利益的一系列做法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束缚。
三、完善我国现行分税制模式
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地区差距大并在继续拉大；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尚不够健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虽已初步划分，但尚不够规范，各级事权还有待明确；税收制度也不够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立即实行彻底分税制是不现实的。所以，分税制的改革仍应采用渐进式的由非完全分税制逐步向完全分税制过渡的模式，从前文提到的国际的分税制可以获得很多的借鉴意义。在这一过渡过程中应从这两方面展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分税制现行模式的改革本质上必需从完善和健全财税管理体制开始。只有体制完善了，才能将政策执行到位。
1.确立科学的分税制模式。就制度的科学性而言，完全分税制才是我国财税改革的科学与理想的模式，即中央与地方都拥有各自的主体税种，且按税种划分各自的固定收入，地方也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中央与地方都有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也较为规范。
2. 合理地配置税种。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使中央和地方都拥有主体税种和较为充足的税源。与美国税种配置类似，要将维护国家权益、涉及全国范围、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归中央；将只涉及地方范围、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并进一步加强地方税种的建设。
3. 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正如美国事权的划分与税收和预算相适应一样，事权的正确界定是实施科学分税制模式的条件。凡是涉及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事权应集中于中央政府；反之，则由地方政府执行。中央负责国防、外交、中央机关事务、卫生科技事业、环境保护和国家级基本建设及重大灾害救济等事务；而地方负责社区治安、社会福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当然，还应尽力改进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上的交叉重叠，该由中央负责的职责全部收归中央，该由地方负责的事职责全部下放地方，做到各行其是，各负其责。
4.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彻底分税制来说，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财力，这样就不利于地方的财政对基础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央必须通过完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帮助和引导地方的经济建设。规范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坚持“兼顾效益与公平”的原则：一方面要优先考虑经济效益高的地方，效益越高，人均建设性转移支付就应越多，转移支付要向“高效益”地区倾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缩小地区间差异和人均收入差异，人均收入越低，人均建设转移支付也就应越多，对贫困地区要帮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差异的缩小，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在权、责、利上的合理划分和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在转移支付的收支衡量上，要变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数法”为“因素法”，即充分考虑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人、自然、教育卫生与市政建设等因素，通过“系数因素法”测算出各地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即建立起地方各级政府的标准预算，来确定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
自下而上：
正如前文提到的美国彻底分税制的前提在于必需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求民众对法、执法的有效建设和监督权力一样，对于税收制度的完善和规范不仅要从制度本身出发，还在于如何维护制度的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防止制度本身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造成不良后果。
1.加强纳税人的主人公意识。只有加强纳税人的主人公意识，让纳税人觉得有责任和权力来监督政府把钱用好，用得恰当，才能提高税收对社会建设的效用。对于这种意识，必需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比如说模仿美国，在价格标签上标示该物品所交的税是多少，让纳税人
潜移默化中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纳税人。
2.加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降低征税成本。这是与前者相辅相成的，主人公意识强了会让纳税人自觉地纳税，纳税意识增强了必然会为了能够保证自己的钱用好而增强了主人公意识。可以通过税收返还和退税的办法来提高这种纳税人意识。虽然对于现在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的扣税制度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就非常地不利于纳税人主人公意识的提高，也就无法提升纳税人对于政府预算监督的责任心和自觉性，那么整个彻底分税制的实施就会陷入官本位下的腐化和短期行为的泥潭。
如上所说，分税制的健全和完善，并向彻底的分税制发展的过程中，必需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正如前文说提到国际上的分税制的实行都是与国情相适应的；另外向彻底的分税制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全方位改革的过程，如果单单改革一方面，而与之配套的改革没有跟上的，只会事倍而功半，所以改革中与新体制不适应的体制该抛弃的就得抛弃，不然不仅会损害改革的成效，还有可能危机整到个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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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意义张海鹏：改良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与时代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认识有关。他们没有把挽救民族危亡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以为自强了就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这是幼稚的幻想。不反帝，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能够自强起来?他们希望用维新运动、发布新政谕令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认识封建制度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桎梏，以为靠一个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改革，这也是一个幻想；又不认识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害怕革命。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改革，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①后来，当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1897年11月)，康有为立刻感到亡国瓜分如在眼前。他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冒死陈辞：如果不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1]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皇帝虽然没有看到，但抄件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中间传开，报纸也发表了。一是担心金田之役再起，二是担心列强侵略加剧。用什么办法预防?就是把皇帝捧出来，希望皇帝变法，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皇帝以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继续歌舞湖山。这样，维新派就把自己的维新事业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完全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维新派找不到根本的支持力量，其事业走向失败，是肯定的。但是他担心金田之役和列强侵略，却朦胧地意识到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两项历史任务，这是其聪明之处。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于，把预防的办法寄托于皇帝，完全把方向搞错了。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即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
辩势不可免。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保皇派，革命派主要是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基地，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基地的改良派、保皇派进行了思想大论战。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一定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们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口]能显得比他们更高明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派是在为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历史的趋势作辩护，而梁启超等改良派是在为一种没落的势力、一种行将被推翻的旧的社会制度喝彩。谁正确地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历史潮流就会选择谁。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思想理论论争的同时，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也在实践中互争雄长。革命派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坚决地以革命的手段对付业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统治势力，掀起了反清革命的浪潮，给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以立宪派面目出现的改良派则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促动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立宪运动一时高涨起来。然而，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展缓慢，立宪派很快就陷于失望之中。在立宪派看来，清廷的宪政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不是实行宪政体制，而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给人民以虚幻的希望。立宪派对清廷的“仿行立宪”明显地表示失望，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立宪请愿活动，企图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促使清廷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但清政府却是一面敷衍应对，一面加紧中央集权，结果甚至弄出一个集权的满洲皇族亲贵的“皇族内阁”，举国舆论哗然。立宪派在失望中终于弃清廷而去，在武昌起义后转而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历史终究选择了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且缺乏坚决的反帝精神，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南京临时政府，都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的主张，甚至其对外政策都公然宣称要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胜利果实最终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攫取了，终不免失败的命运。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也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唱了挽歌。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逐渐把辛亥革命的成果抛到脑后，形成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军阀混战，政治失序，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国近代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向下沉沦的局面，这时候到了谷底。直到五四运动发生，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才出现向上发展的转机。五四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就模糊地提出了近代中国的主题：反帝反封建问题。可以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l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共二大会议上，第～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面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从此，“打倒列强，除军阀”便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稍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对他的三民主义重新作出解释：民族主义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则突出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突出了“节制资本”的原则。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大会讲话中特别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
了!”[2]孙中山还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推进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运动。国共合作动员了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可以说，从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开始，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开始了。遗憾的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随着蒋介石的反共和汪精卫的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中国进入十年内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通过战争，消灭了异己力量，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巩固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在日本侵略日渐加深的情势下，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反对共产党作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背叛第一次国共合作、背叛大革命，领导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坚持在敌后战场与敌伪长期作战，与国民党的消极、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斗争，促使国民党不敢放下抗战旗帜。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必须先有新民主主义，然后才有社会主义。l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作了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高举抗战的旗帜，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党，壮大了人民的军队和武装，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联合各党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意与各政党联合建国，不久便悍然撕毁了重庆谈判的纪要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内战，企图迅速把共产党和全国的民主力量打入血泊之中。与国民党的主观愿望相反，人民大众支持了共产党，第三势力转向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不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率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退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也标志着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争取到了国家的独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改良与革命可以等量齐观。有一种见解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这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惟～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维新时期来说，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已经出现，并且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这样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在国内不能立足，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还不大。如果拿车轮打比方，这时候只有维新派一只车轮子。尽管维新派极力推动这只车轮前进，但是，维新派的努力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是依靠光绪皇帝“乾纲独断”，并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统治。而且，维新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防范革命派、防范“乱党”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维新派的努力。同时也应该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双轮，而是单轮。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移，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就更明白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研究人员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双轮的观点了。其实也不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与立宪派的努力有关，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装斗争或者说暴力革命的结果。无论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还是立宪派在国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都限制在体制内。如果体制内的运作成功，无非是君主立宪，
还能够把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吗?况且，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派正是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立宪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许革命的思想，才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没有革命就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宪派就不能推动革命的时候，难道能够迁就改良派而放弃革命的努力吗?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这只轮子。显然，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说，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存在的。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大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解。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做抽象的价值评判。对于社会进步来说，革命和改良的手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起过积极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冲突。但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或者说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是要发生冲突的。前面举过辛亥革命的例子。在欧洲，l9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到来时，那时的资产阶级主张用社会改良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改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列宁说过：“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3]这就是说，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反对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反对在革命成功以前的社会改良，当然，更不会反对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改良措施。讨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也要指出这一点。
近些年来，还有一种“告别革命”的所谓理论在海内外宣扬。这种“理论”宣布要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包括1949年的革命。
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
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
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不能压制下去。“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革命起来，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却不可以制止住它。社会生活在承平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唤革命，有谁去响应呢?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不能说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说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寻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革命和改良的历史作用，要作出合乎事实的客观分析。如对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一般总是给予高度评价的。l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4]著名的老革命家和历史学家吴玉章也说过：“l898年戊戌变法以前，许多爱国的维新志士希望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目本明治天皇的维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高度评价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他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l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他还指出：戊戌“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戌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5]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第3册(1984年版)里称赞戍戌变法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指出，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显地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又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先进的中国，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这些，能说我们不是肯定改良吗?但是，当中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当中国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运动的时候，改良派出来加以反对，坚持保皇立场，坚持认为只有改良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错误的了，就是不能肯定的了。对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评价，这种分析的态度，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观察、分析事件和人物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改良和革命，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妄作评议，正如范文澜所说，这是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
论者还说，“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①，还说什么“虚君共和”就是英国式的，用暴力打倒皇帝就是法国式；把英国式改良与法国式革命相比较，说法国式革命如何残酷，英国式改良如何文明。稍微知道一点世界近代史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比较。法国革命是革命，英国也同样搞了革命，而且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革命打倒皇帝，让路易十六上了绞刑架，英国革命开始也打倒了皇帝，割掉了查理一世国王的头。英国革命处死国王后，克伦威尔宣布英国是共和政治。只是此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共和国垮台后30年间形成了“虚君共和”的局面。此后英国政治是在改良的道路上行进，但那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君主立宪”体
制内的改良。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国情里发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英国革命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延续到80年代；法国革命爆发在18世纪80年代，而延续到19世纪初。当英国在“君主立宪”的体制内进行社会改良的时候，法国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把所谓英国改良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历史比附，是历史的错位，是对读者的误导，是把自已的立论建立在沙滩上。
“告别革命”论者经常强调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观点，说什么“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②这种论点在这里显出了思维逻辑的极度混乱。20世纪初的中国存在着两种选择，这是不错的。但是历史抛弃了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选择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怎么可以得出“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的结论呢?这句话中，前一个结论是带“如果”的虚拟语气，后一个结论是不带“如果”的肯定语气。用一个虚拟的前提，来证明“辛亥革命”这个肯定的事实之不必要，显然是不正确的。在爱康梁、爱改良者看来，如果那个“如果”实现，果然是好得多，但那个“如果”却无情地被历史发展抛弃了，那个“好得多”，也只是存在于虚无飘渺的乌有之乡，只是证明它是不必要的；反过来，历史对辛亥革命的选择却是必要的，而不是不必要的。 说者又谓：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日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救亡”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又说：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这都是些说不通的歪理。明知清朝已经腐朽，还要保留这个形式，还要逼它走上现代化，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说到形式，英国的“虚君”是个形式，但那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形式，那个“虚君”至今差不多300年，没有人不说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清朝的皇帝，哪怕是由摄政王控制着的宣统小皇帝，也不是“虚君”，而是实实在在的封建君主专制。在这个专制下，即使是慈禧太后派出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因涉及军机处的存在，立即被慈禧所否定。袁世凯贵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因其掌握北洋新军，为摄政王所疑忌，一声令下，也只落得到洹上去养“足疾”。直到1911年5月，军机处才被撤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阁员l3人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是谓“皇族内阁”。换汤不换药，朝廷面貌依旧。预备立宪，朝野沸腾，立宪派掀起三次全国性请愿，甚至宫门喋血，也只不过换来个到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立宪。如此预备，连立宪派也对朝廷失望了。以至于武昌起义爆发，立宪派大多不站到清廷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边，而纷纷站到革命派一边了。腐朽的清王朝这个形式怎么能保留下去?保留它，还能够逼它走上现代化吗?这样说，也太违背历史的真实情况了吧?
“告别革命”论者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①这里似乎把“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排除在外。难怪作者在否定法国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时候，对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置一词。独立战争恰恰是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但是这样一来，作者自然又制造出一个悖论，制造了一个他们无法辩解的矛盾：怎样把民族革命从他们所要反对的革命中分离出来呢?20世纪的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
命的性质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用简明扼要的话说，都是反帝反封建嘛。
按照这种定义，辛亥革命当然是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辛亥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清王朝?如前所述，朝廷已经腐朽了。腐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它是“洋人的朝廷”。“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这个朝廷对外屈辱的写照。革命派正是愤慨于这个“洋人的朝廷”，所以要发动民族革命；愤慨于这个朝廷的对内专制，所以要发动民权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身而二任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试问，可以从这个革命中把民族革命的内容分离出来吗?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尽管孙中山是真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帝国主义不支持孙中山，却要支持袁世凯，所以后来又有“二次革命”、“护法”、“护国”，乃至“大革命”。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就明确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其性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打内战的，正是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垮台了，就是对其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打击。谈中国近代史，谈近代中国的革命或改良，而不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作用，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不了解，不是隔靴搔痒，就是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告别革命”论者谈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历史、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文学，应有尽有，就是不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谈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列强侵略的态度和行动，其理论之错误，明眼人是不难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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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有为：《匕清帝第五书》，见《戊戌变法》第2册，l88～197页。
[2]见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l991。
[3]列宁：《再论杜马内阁》，见《列宁伞集》第ll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林伯渠：《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5]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l90、1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79。
论解放思想的历史实践及对深化改革的指导意义
论解放思想的历史实践及对深化改革的指导意义
【摘 要】解放思想一直就贯穿在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纵观世界历史上下五千年，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原始神秘主义、宗教神学、经典力学到现代量子物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通过思想解放、创新从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的。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不断应对国际国内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化，完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和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始终闪耀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真理光芒。
【关键词】解放思想 创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
一、解放思想贯穿在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
所谓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和发展运动规律，对人和事的判断、认识的总结。人类的发展历史阶段进入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的文明开始逐步形成了对物质世界、对宇宙、对自然界、对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系统认识，并形成了思想体系，并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指导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与对客观世界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关于解放思想，关于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呼声，一直贯穿在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公元前356年，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洗秦国春秋时期弱于关东六国的颓势，变法绵延数百年，终于于公元前221年成就第一个封建帝国的秦帝国。商鞅在变法时期提出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如果当时的秦孝公和商鞅也“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那么虽然历史的进程不会改变，但能够顺应历史统一六国的却不是秦，而是另外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国家。
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另外一个著名的改革派人物，他为推行自己的变革主张，破除当时人们的守旧心理，而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这段名言，表达的是不断革新的精神与意志。在千年后的2008年3月，也曾被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国内外社会普遍关心的中国改革开放问题和政经形势进行回答时所引用。
中国是5000年来唯一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同样曾具备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和民族如巴比伦、古埃及、雅典，都纷纷消失于历史长河之
试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的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
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的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
摘 要：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摆脱文革阴影，国内经济落后，人们思想僵化，全国百废待举。在抓住时机，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教育事业等一系列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快速成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同时，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中国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关键词：改革开放背景； 经济建设成就； 教育成就；改革的意义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从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其后不算太长的时间里，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回顾并总结改革开放的背景和重大意义，以吸取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的工作。 首先，必须明确这些问题，在三十多年前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改举开放，又为什么能够实行改革开放?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深刻认识与了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 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
1历史背景
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胡锦涛同志有一段经典论述。他说：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2思想前提：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年，“四人帮”早已被粉碎，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却仍方兴未艾，“两报一刊”登载社论，正式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革虽已结束，但文革期间的左倾思维仍在延续。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拨乱反正”。1978年，署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炮轰“两个凡是”。在众多高层领导关注下，这篇文章随后席卷全国，点燃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论战，为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正式拉开序幕，也为随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突围掘开了第一个思想豁口。 3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4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月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有6点：①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②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③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④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⑤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本原则，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在全同政治局面比较混乱的同时．整个国民经济则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我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已经深陷贫穷同家之列。世界银行于1977年对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做了一个统计．并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分为五类：第一类叫做最贫穷困家和地区，标准是年人均产值不到200美元。这类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共有21个。第二类叫做贫穷国家和地区，标准足人均产值201美元到499美元之间，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39个。列入这个行列当然不能说是很光彩的，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同就列在其中。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第三类是中等水平国家和地区．标准是人均产值500百至2000美元，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57个，第四类是富裕国家和地区，标准是人均产值2000至4999美元，这类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共有31个，包括英国，捷克、波兰、苏联、新加坡等。第五类是最富裕同家和地区，标 准是人均产值在5000美元以上的，这类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共有29个，其中包括科威特、瑞士、美国、西德、日本、加拿大、法国等i。
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由于“文革”和“大跃进”等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这个数字有多大呢?而从1949年到1979年，我同建国30年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才不过6000亿元。
正因为如此严峻的经济状况，当时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品都必须凭票证购买。全国平均每人每天食用粮不到0．5公斤，每年每人平均只发3米布票。这种客观实际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与活力，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2.思想僵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汽至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仍然受过去极“左”思维方式的束缚，非常僵化与保守。在初期做生意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行为，当时还认为“赚钱致富就是资本主义”。人们的思想仍受到“两个凡是”的桎梏，不能完全摆脱文革阴影，因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3．百废待举
“文革”浩劫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凋敝、百废待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是国家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在经济领域，由于连续多年大批“唯生产力论”，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结果造成许
多生产组织名存实亡，生产者大都人心涣散。在城市，大批工厂停工停产，机器设备大量损坏。在农村，当时许多农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全国有相当多的农民口粮不足：在教育、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很多大学院校长期停办、停课，全国高考制度被废除．许多中小学设施被砸烂，新文盲大量出现，人才培养被耽误了整整10年。面对这种千疮百孔的残破局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各个领域都亟待拨乱反正与恢复发展。
(二)国际环境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这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我国社会丰义事业发展提供r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没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时机。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更加不利和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革开放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背景下，实施改革开放已经势在必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国 实行了改革开放，从此揭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篇章。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教育事业，外交关系等一系列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有目共睹，其中蕴含了重大意义，值得今天领会借鉴。
二、 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一) 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在1978年～2007年度30年中，有16年超过10%，只有3年低于7%。近3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4倍。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我国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初步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就人均GDP而言，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19美元，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近7倍。
就城镇居民而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型步入了小康型阶段并逐步向富裕型过渡，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居民的吃、穿、住、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构成发生明显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1年的21810元，居民收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除工薪收入外，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改变。 就农村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不仅促成了我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史上的一个奇迹。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国农民的衣、食、住、行、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在农村，砖瓦房比比皆是，小洋楼也不稀罕，一部分农民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平板电视机、自动洗衣机、电脑等高档消费品进入寻常农家，小汽车也已进入部分富裕农户。截至去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超过300万公里，乡镇通公路率达98%以上，建制村通公路率达88%以上。
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联合国在2003年发表了最新的减贫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实现的。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3.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格局。从1978年到2011年，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36418.6亿美元，增长约300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2位(2011年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组织规则来协调、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通过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我国还积极迎接世界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截至200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国外直接投资7745亿美元，吸引外资规模连续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就是中国制造(和组装)产品大量出口，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发掘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拓展了空间。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也开始积极“走出去”，以全球化的视野在海外开展投资，整合产业链，以快速提升自身竞争力。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企业去他们那里投资。而备受次贷危机困扰的美国几次三番希望中国金融业来为他们救驾。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愈益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二) 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春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伟大时期，教育事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深刻体现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教育经费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教育为经济发展贡献了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同时各级各类教育，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国民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最为突出的教育成就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根据教育部2008年5月发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2007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22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5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8．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ii 2001—2004年，全国共扫除文盲803万人，年均扫除文盲200多万人，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成人识字率居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前列。。我们完全可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也在亚太地区“独占鳌头”。
2.教育投入逐年提高，教育经费增长迅速
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总投入实现快速增长。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9815．31亿元，比1995年增长了约4．2倍，占
GDP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3．09％提高到4．65％。
与此同时，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逐年有所提高。2006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6348．36亿元，比2000年增长约1．5倍，占GDP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2．58％提高到3．01％。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级教育按生均标准的教育投入水平逐年提高，有效支持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006年，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633．51元，比1995年增长5．15倍；普通初中为1896．56元，同比增长2．85倍；普通高中为2240．96元，同比增长1．27倍；职业中学为2163．69元，同比增长1．41倍；高等学校为5868．53元，同比增长8％。由此可见，义务教育、尤其是普通小学生均投入增长态势最为突出，政府拨款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及国家重大工程实施效果得到充分体现。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就有些相形见绌了。
三、 改革开放的时代意义
改革开放是我国现时代最鲜明的特点，与时俱进是改革开放时代最突出的标志，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是对外开放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遍访中亚细亚及印度、伊朗、阿富汗，开辟了中西经贸往来的“丝绸之路”。之后的唐宋元均是开放的国家，然而自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逐渐“闭关锁国”，与外界隔绝，因而逐渐趋于落后，直至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从此开始了一百多年的苦难历史。这些都证明，不能关起门来搞发展，必须对外开放，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也曾设想扩大对外开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iii，并且与英、法、日、美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原因和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作指导，中国未能实现完全对外开放，而半开半闭的外交战略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在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新篇章，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突飞猛进、翻天覆地的大发展，中国人民终于初步进入小康社会。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改革开放，因而，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2.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不断总
结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和不断发展的，反过来，它又给予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科学的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5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一，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二，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概念的含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系列带有根
本性的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发展道路，从而成为我们党的历史上自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座里程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继邓小平之后，总结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政党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站在改革开放新的起点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为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工具。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创造和总结了了十分生动鲜活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必须坚持让这些理论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这样才能不走弯路，顺利发展。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0年不断摸索，不断积累经验，一次次的改进发展，才换来了今天的成果。面对未来，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迸，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大胆推进改革开放，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十八大的召开，让我们在未来能越走越宽广，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金春明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02．
[2]闵维方;王蓉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
[3]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10-25．
试论建国后土地改革及其历史作用２００８年第７期世纪桥
Ｎｏ．７。２００８
（总第１５６期）
ＳＫｉ
ＪｉＱｉａ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５６）
试论建国后土地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刘花章
（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政史地教研组，河南商丘４７６０００）
摘要：土地改革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执行的重要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取农民支持，最后战胜蒋介石政权。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武器。同样。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常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建国后；土地改革；历史作用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是指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间的土地改革运度，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动。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一、土地改革的原因
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建国后，刘少奇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４日所作的《关于土地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１在土地改革运动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这样说道：。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土地改革路线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１２０旧中和政策下。在新解放的三亿多人口的新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国的土地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建国后的土地地主和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改革运动，从１９５０年９月大规模展开，到１９５３年基本结束，地压迫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全国大约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约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有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总数约七亿亩的土地和们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这种情况，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包括２９７万头耕畜，３９５４万件农具，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之后有了相应的改善，除了参３７０８万间房屋，１０５亿斤粮食等。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在短加过土改的地区不说，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则更加地集中到地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政治经济发展主阶级的手中。¨３］＠功’从西南、华东两大行政区的初步统极不平衡的中国，摧毁了延续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
计和典型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
土地改革前西南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测５１
从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百派的斗争，完成减租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分之三十至五十。富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十左右，中农、贫个地区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的任务，造成分配农、雇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小土地出租者约土地的先决条件”。【４】（Ｅ１４２９’
占百分之三至五。这就是说，乡村中的中农、贫农及一部分（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雇农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剿匪军事行动，最早开始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１９４９年权。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５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匪工作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立即展开剿匪工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作，到１９５２年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剿匪斗争的二、系统的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胜利，不但肃清了危害人民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１９５０年开始的新区土地改革，中央接受了杜润生提出的也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先搞减租反霸，后搞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又分两步（土地分配各新解放区在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的同时，还发动群和土改复查）。即所谓的“二步三段法”。
众深入开展反恶霸的斗争。
对于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无疑必须通过土地改革，消新解放区在进行清匪反霸，建立初步革命秩序的基础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农民的翻身饵放。但是，这些地区由上，又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
于解放的时间短，县以上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农村基层政沉重的地租是旧中国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也是农权还来不及改造，广大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新区面积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剥削最直接和最强烈的感受。开展减租广，人口多，干部严重缺乏。因此，这些新解放区还不具备立退押，作为向土地改革的过渡，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在经济即开展土地改革的条件。
上得到好处，又可以此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所以，减租退押对于广大新解放区农村如何开展工作，１９４９年３月召开虽然只是削弱封建剥削制度，但它为最终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新解放区在农村中的任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反对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
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广大新解放区肃清了严重危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４一１２
作者简介：刘花章（１９７０一）．男，河南睢县人，中学历史教师，硕士，研究方向：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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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稳定和新生人民政权巩固的匪患。镇压了一批为害一方，鱼肉人民的恶霸分子，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农民从斗争中得到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开展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许多农民参加到了农民协会，一批积极分子和斗争骨干成长起来。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被彻底摧毁，新型农村基层政权得以建立．并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这就为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土地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后，新解放区开始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展土地改革，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般是经过土地分配和土改复查两个阶段。
１．土地分配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ｐ１由此可见，土地分配是建国后土地改革的重要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分配工作大致又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发动群众。如果不把千千万万农民发动组织起来，并形成自觉地革命行动，即使分配了土地，而人民民主专政不巩固，地主阶级会随时反攻，土地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所以，在土地改革全过程中，在思想上发动群众，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极端重要的。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贫苦农民诉地主压迫剥削的苦，提高其阶级觉悟的过程。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土改工作进入第二步。
第二，划分阶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划阶级时，一般经过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四步。达到划清敌友，以团结自己队伍。先划地主，再划富农，坚决斗争地主中的顽固分子，切实团结中农。保护富农经济和小土地出租。在划定阶级成分后，接下来就进入没收、征收阶段。
第三。没收与征收。所谓没收，是指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房屋；所谓征收。是指征收半地主富农的出租土地。
第四，分配土地和财物。分配以土地为主，掌握满足贫雇农、照顾中农和着眼生产利益两原则，做到农民团结互让，干部大公无私，目的有利生产，方法民主协商，分配公平合理。结果群众满意。
２．土改复查
新解放区各地的土改在经过上述几个阶段后，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土改复查。
复查主要是针对：不法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农村基层组织存在不纯。阶级成分错划、漏划。果实分配不公，公地留得过多，干部贪污多占等问题。
经过复查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后，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还是原有的土地房产，均一律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至此，已完成了土改的全部步骤，土改结束。
三、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及其历史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到１９５３年春基本结束，经过短短的３年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任务。“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约有四亿五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封建主义的基础已被打垮。竹【６Ｊ。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７００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０１７１从此“中国农民每年再也不用向地主缴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１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土地制度，才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农村发展和壮大，使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的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大力支援前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后战胜国民党的强大法宝。
・３８・
全国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废除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从而消灭了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统治基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一，在广大农村，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全国来看，占农村人口不到１０％的地主、富农，土改前占有全部耕地的７０％以上，土改后。下降为８％左右，占农村人口９０％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土改前占有的耕地不到全部耕地的３０％，土改后则达到全部耕地的９０％以上。Ｌ，Ｊ（只刎
第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在土地改革后。农民除了分得土地外，还分得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广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从事生产，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到１９５２年底全国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的产量分别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４２．８％和１９３．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提高，中农在农村人Ｉ：１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ｏ［１０］
第三，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随着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的翻身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普遍有学习文化的要求，农村出现了文化学习的热潮，农民子弟大量涌入学校，农村小学的学校数与学生数都有显著的增加。到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全国小学生达４９００万人，与解放初相比，增加了一倍多。
第四。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由于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的发展，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更加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各地都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仅华东区１９５１年就有３０多万农民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参加民兵的有５５０多万人。广大农民已成为人民政权的支柱，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了巩固。
第五，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为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需要，增加了工业原料，农民群众购买力提高。又给国家的工业产品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国内市场。这就为国家工业化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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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建平］
试论建国后土地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刘花章
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政史地教研组,河南,商丘,476000世纪桥
pIDGE OF CENTURY2008，
参考文献(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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