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一祖三宗”说与陈简斋的诗学定位】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

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一祖三宗”说与陈简斋的诗学定位陈与义（1090-1138），号简斋，是南北宋间重要诗人。对简斋诗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专着虽不多，论文却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是就风格分析、学杜及与江西诗派的渊源和诗风差异等几个方面作考察，对南宋以下关下简斋诗的评论则关注甚少。本文拟通过梳理历代诗论对简斋诗的评析，联系江西诗派“一祖三宗”说确立的过程，探讨简斋诗被列为“三宗”之一的原因，并揭示其历史定位与江两诗派在中国诗学史中地位升降的离合关系，以期对简斋诗的诗学接受史得出更客观明晰的认识。　　一、从“新体”、“杜昧”到“三宗”之一　　从南宋到金元，对简斋诗的评价经历了从“新体”发展到归入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过程。宋人对简斋诗的个别风格诠释，最早见于陈善《扪虱新话》中的“世以简斋诗为新体”（上集卷四）。陈善（？-1160）是北宋末南宋初人，约生于徽、钦、高、孝时期，是和陈与义大约同时的有名文人。可以说，由当世称简斋诗为“新体”到严羽（生卒年未详）所称“陈简斋体”，意味着自北宋末至南宋末，论者对简斋诗的独特艺术体认与风格定位。所谓“新体”是指什么？除《扪虱新话》的记载外，绍兴八年陈与义殁后，十二年周葵刻《陈去非诗集》，葛胜仲在序中亦云：“捂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为新体。”可见在陈与义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宋人是以“新”来体认简斋诗的特点的。按今人研究，有两种说法，一是指新相对于旧，乃指“从江西时风中冲出的一缕新意”。一说是简斋诗之所以被称新体，“在于他全新的诗学观念——师法自然”，并说师法自然即养成向自然寻找好诗的习惯，是迥异于江西诗派的作法。要之二说皆指向简斋诗出江西之新，仍沿沧浪所云陈简斋体“亦江西之派而小异”的说法去诠释“新体”。如此则“新体”与“陈简斋体”并没有分别，即简斋诗不过是一开始就被放入江西派的集体艺术价值内审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简斋诗在方回前并未被列入江西阵营，而沧浪与方回的时代是同期先后，严羽在南宋末自江西派看简斋诗可以理解。我们再看《扪虱新话》的记载：“客有诵陈去非墨梅诗于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世以简斋诗为新体，岂此类乎？’客曰：‘然’。予曰：‘此东坡句法也……简斋亦善夺胎耳。’”可见最早记录简斋诗为“新体”的陈善只是指出其“新”在善学东坡，后人或许在“善夺胎”这一点上把他和江西派联系起来了。　　参考宋代和陈与义同时或稍后的论者对其诗的批评，可以对“新体”作怎样的补充？由可见的资料，胡仔（1110-1170）成于绍兴十八年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说“陈去非诗，平淡有工”，洪迈（1123-1202）《容斋续笔》评《墨梅》诗“语意皆妙绝”，同张邦基（1131前后在世）《墨庄漫录》说简斋七绝“不愧前人”，楼钥（1137-1213）说“陈简斋诗俊”，朱熹（1130-1200）抚简斋诗卷，“叹其词翰之绝伦”。在刘克庄（1187-1269）等指出简斋南渡后诗沈郁悲壮处可比杜诗和方回把他纳入江西系统之前，论者对简斋诗的评价是诗俊和平淡有工、七绝不愧前人、个别作品词翰绝伦、语意妙绝。值得注意的是洪迈其实也和陈善一样指出了简斋《墨梅》诗善用前人典意，则“新体”之新，非在前所未有的独创之新，乃意在艺术上予人独特的感受，出古人而能胜古人。楼钥所评的诗俊，简言之就是俊美。楼钥虽专于经义训诂等实学，但工于声韵，诗作讲究流丽，他欣赏简斋诗的俊，就诗人之才与诗作之美为评是合理的。至于苕溪的“平淡有工”。本是梅尧臣以来宋诗艺术的审美理想、宋代诗学典范的最高追求。胡仔论诗重平淡，他论梅尧臣诗“工于平淡”，是指梅诗的蕴藉自然有深味，说简斋“平淡有工”，则指平淡中有诗人的用力在其中。要之《苕溪》中简斋之评，是自宋诗整体的时代风格着眼，所谓工，即吴澄说的“比之陶韦，更新更巧”，是指简斋前期的推重柳诗而至“上下陶谢韦柳之问”的诗作风格。综言之，《扪虱》中“古人未曾道此”的“古人”，并非旷古以来的古人，也非指江西派中人，“新体”之新乃广义的宋人建立自家面目以来的新，指简斋早期的近陶谢韦柳的清淡闲雅而表现为更新巧的诗。　　最早将陈与义体和江西诗派联系起来的是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简斋诗为一体，并注“亦江两之派而小异”。沧浪《诗体》的以人而论，和以时而论一样，是家数之辨，只论其大概。虽说是粗分，但各体中前既有山谷与后山之体，而将简斋定为小异于江西，明显是沿宋而下，对应江西之变，从诗史发展而言的。又沧浪辨体，主张熟参辨识，所谓“辩家数如辩苍白，方可言诗”。㈣对分体的认识固是初学者的最要法门，而其中实表现了严羽对诗歌的审美见解；他以盛唐为法，在“近代诸公”各体中，列简斋为自有面目的一体，终究是对其个别风格予以肯定。概言之，相对前期的被称“新体”，“陈简斋体”于此的意义范围是收窄了，由广义的异于北宋前期诗的“新”，至此相对于江西的“小异”，两者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是简斋诗由始至终皆以具自家独特面目而在宋代被接受。　　严羽对简斋诗“亦江西之派而小异”的论断未作解释，但从南宋以来人们对其诗中“杜味”的体认，可以看出简斋诗的“小异”所在。杜诗是北宋中期后诗人学习的重要典范，简斋亦有学杜的讨论，自言：“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口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近世诗家知尊杜矣，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亦谓苏为肆。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涣。”明确指出苏黄同出自杜诗，学诗应辨识老杜之本源。葛立方（？-1164）《韵语阳秋》又载简斋评晚唐诗：“陈去非尝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诗。……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之逸步。后之学诗者，倘或能取唐人语而掇人少陵绳墨步骤中，此连胸之术也。”认为杜诗之妙不仅在语工句奇，更在韵格之高、。他自己在创作上亦刻意追求此高境，方回即一再称其诗格高，如评《山中》云：“去非格调高胜，举一世莫之能及。”也从格调之高看到了简斋学杜的特点。但简斋诗的艺术成就并非只在诗学宗尚方面刻意学杜，也在创作上体现了杜甫的诗史面貌和感情深度。将简斋诗提到杜诗诗史的高境，始白杨万里（1127-1206）《跋陈简斋奏章》一首：“诗宗已上少陵坛，笔法仍抽逸少关。真迹总归天上去，独留奏章在人间。”诚斋把简斋提到杜诗的高度，与他主张诗有“矫天下之具”的本质有关，又诚斋学江西出江西，简斋诗的流丽调适了江西派诗的瘦硬，合他胃口。诚斋之后，刘克庄《后村诗话》的一段评说常被引用：“元佑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煅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认为宋人中只有简斋学到了老杜“不忘忧爱”的精神和雄浑奇壮的风格，认识又较杨万里深入一步。这当然与南宋末年民族危亡的时势和刘克庄本人的创作倾向有关。简斋诗风的转变，固然有赖他向来学杜，而更在于时代的经历与感受的深刻，即胡樨说的，是其诗中的“忧国爱民之意，又与少陵无间”，及罗大经（1196-1242）说的“（陈简斋诗）遭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皆可味也”。可味的是其中表现的读其诗知其世的历史感情，蕴含杜甫诗史的典范价值。简斋诗的“杜味”由时代的乱离所造就，而不只在学杜的句法。由宋人对简斋诗的“新体”到“杜昧”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简斋诗在宋诗史中的地位逐渐提升的趋势。而明确的定位，则在金元时期“一祖三宗”说的提出。　　陈与义被纳入江西诗派，和他在创作上达杜诗高境有关。宋代最早提出“江西诗派”说的是吕本中（1084-1145），而把陈与义列入江西诗派且成为代表诗人之一的，则始自方回：“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钱锺书对此甚表不满。他说南宋没有人把陈与义归入江西诗派，到南宋末严羽及刘辰翁才把他讲成与江西一脉相承，方回“尤其仿佛高攀阔人作亲戚似的，一口咬定他是江两派，从此淆惑了后世文学史家的耳目”。方回为什么把年代较晚的简斋列入江西诗派，这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长期讨论过。归纳言之可大致分为三个角度，一是指方回诗学江西，不欲刘克庄与汀湖诗人引简斋自高，故纳入江西三宗。二是方回论诗宗老杜，认为简斋诗格高，直学老杜，平视苏黄。此说根据方回评简斋诗：“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卡十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三是他认为简斋诗受山谷、后山影响而有更丰富的创造。可以说，简斋虽不在吕本中少作的江西宗派图中，但他和吕本中素有交往，理论及创作上互有影响是必然的。吕本中提出活法，简斋实践了活法，黄陈后由于遭逢乱离之世，在创作上将江西诗风带到圆活之境，免去早期此派的枯淡生涩，重新赋予一种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简斋诗虽非典型的江西诗风，严羽等也认为他与此派有密切关系。宋元之间，对简斋诗推展最力的刘辰翁（1232-1297）沿二陈之学黄，为简斋放言曰：“陈简斋以后山体用后山，望之苍然，用光景明丽，肌骨匀称。古称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简斋视陈、黄节制，亮无不及；则后山比简斋刻削，尚似矜持未尽去也。此诗之至也。”程巨夫《雪楼集》亦云：“自刘会孟（辰翁）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余习时有存者。”概言之，陈与义在南宋后被列入江西诗派的诗学意义在于他在创作方面上承老杜黄陈而有超越，使诗派影响至金元时期仍长盛不衰。　　通过上文辨析，本文认为“新体”并非即“陈简斋体”，简斋诗由“新体”变成“陈简斋体”，前者是对应其北宋前期诗，后者是对应江西派诗，两者之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无论是被称“新体”或“陈简斋体”，又都突显了简斋诗的独特面目，当中包括风格上的由世变造就的“杜味”，及在黄、陈诗法系统中的超越性；南宋以来，论者在一代诗歌发展的回顾中，看到了他的这些诗作特点，予以肯定，到方回建构江西壁垒，把他纳入“三宗”，简斋遂成宋诗大家数之一。这固然提高了陈与义在宋诗史上的地位，但也从此将简斋诗明确纳入江西诗派，使之在明清诗论中地位的升降和江西诗派形成一种复杂的离合关系。　　二、明代诗论中简斋诗与江西诗派关系的离合　　由于方回“一祖三宗”说的影响，明代论者的视点，往往落在“三宗”对“一祖”的继承关系，及简斋诗与“一祖”、“二宗”的差异上，也就是说，对简斋诗的评论始终在“一祖三宗”的框架内展开：江西诗派作为宋诗的代表，其地位随着明代复古诗论中唐宋之争的形成而跌至谷底，但简斋诗却因其近杜而被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