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焦点。中国，在全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哪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存在，外国人就不得不重视。然而，在聚光灯下的中国经济，却是冷暖自知。
如今，中国经济GDP总量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富士康发生的“13连跳”事件隐藏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隐患。一部售价6000元的“IPHONE 4”手机，苹果公司可以赚到1800元人民币，但为苹果代工向全球供应产品的富士康却只能拿到68元，这还是被业界公认为制造业领导者的企业所能在国际化竞争中能够取得“微薄”回报。就在“13连跳”事件之后，仍然有大批打工者在富士康工厂排队希望能够进入工厂做工，祁斌很不了解，问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跳楼事件么？”他们回答道：“知道，但是至少富士康不会拖欠工资。”这说明，以中国代工为主的制造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业竞争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让我们来看看曾经的亚洲经济强国日本，在1989年以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并从此走上了长期经济疲软的道路。大银行财团和大企业强强联合的金融体制让日本在经济危机后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日本政府清理这些不良贷款用了整整20年。日本的金融体制决定了银行和企业是共荣共损的关系，一旦出现不良企业或者不良银行，就会陷入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日本经济依然低迷的原因。一个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经济体的不存在的，所以，一个好的经济体在于出现问题后有很大弹性，能很快恢复。而一个经济体是否具有良好的弹性，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从而保证产业可以和资本快速结合，做大做强；
一旦产业出现危机的征兆，资本也可以迅速退出，从而继续保持经济活力。
再让我们来看看欧洲，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欧洲没有硅谷？“次贷”危机发生后，吉利收购了沃尔沃，萨博北汽收购，宝马和奔驰制造基地转移到了中国。现在人们想到欧洲，跃入脑海的往往只是路易威登，古奇，迪奥等奢侈品品牌，似乎买了这些奢侈品就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这背后却是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欧洲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希腊的国债危机也意味着“欧洲模式”的终结。欧洲地大物博人少，加之还有美国保护，可以不要有竞争力，但是我们呢？
“硅谷”奇迹的背后，不仅仅是美国在高新技术上取得了比其他国家先进到难望项背的尖端技术，而在于硅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产业和资本在这里能够很快的结合。真正让硅谷崛起的是美国的纳斯达克。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建国60年，中国突然之间具备了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实力想匹配的股票市场，但是管理落后、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产业竞争力落后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善。现在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要调结构，怎么调？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结构性缺失就是金融的缺失。要调整经济体制结构，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运用市场手段，也就是大力发展中国的资产市场，让企业接受投资者的监督，让企业互相并购整合从而做大做强。
祁斌不久前去乌镇进行了考察，正所谓古色古香画意浓，但是走到那些富有江南特色的庭院中，引入眼帘的却是五星级标准的舒适房间。而同样风景如画的凤凰就与乌镇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旅游设施落后，导致凤凰的旅游业发展极为落后。这就是乌镇带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启示，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发展资本市场，但是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
谈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首先强调的是要提高市场效率，改革发行机制，完善并购机制，防范系统风险。其次要扩展市场边界，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债权市场和PE行业发展，进而吸引产业和资本的参与。最后是国际化，通过参与世界资本市场来进一步完善中国市场同时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