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宗元传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昌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旧唐书·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二、柳宗元创作《三戒》的时代背景《三戒》是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司马，到永州后创作的。柳宗元33岁时擢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为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依靠重病在身的唐顺宗李诵的支持，打击宦官、藩镇和大地主大官僚的势力，推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兴利除弊取得一定成功，仅几个月，由于李诵病重被逼让位于宪宗李纯，李纯在宦官、藩镇、大官僚地主的支持下取消改革，贬谪、诛杀改革集团的主要领导人物，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八人都被贬为偏远州的“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八司马事件”。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贬为“自度罪大”的流囚。这种不平常的遭遇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上的打击。柳宗元在柳州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编外闲员，到永州后，他既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他自己说是“俟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被流放的囚徒。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在一座古寺──龙兴寺里，这里环境荒凉，所居西厢房仅有北窗，光线昏暗，潮湿闷热。整天接触到的是僧侣和佛经。半年后，随他来永州的70岁老母就病故了，柳宗元身心再次受到重大打击。当时他只30多岁，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致，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在这种情况之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为自己和改革辩护，希望当政者和朋友们谅解，这还算积极的一面；二是自怨自艾，自我忏悔，自我责备。在他的《与裴埙书》中,他说自己参加革新活动是“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有倨野，不能摧折，以名盖恶，势益险”。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自己“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很忤贵近，狂竦缪戾”，以致反对派对他“di诃万端，旁午搆扇，尽为敌雠，协力同攻”。柳宗元得意时确实年少气盛，骄矜之态溢于言表，他自己在《答问》中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事急务”。加上当时改革派得势，鱼龙混杂，其中不少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以为有顺宗李诵支持，可以永远掌权，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大官僚韦皋在给当时监国的李纯的奏章中写道：“今群小得志，毁紊纪纲，官以事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心腹，遍干贵位，潜结左右，唯在萧墙”。也大体上说明了当时改革派缺点错误的一面。到了永州，由于他身心交瘁，精神十分苦闷，所以自幼就受到佛教熏染的柳宗元这时进一步到佛教教义中寻求解脱，甚至一度发展到想出家当和尚的程度。
三、题解
解题
《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文章组成，是柳宗元寓言的代表作之一。篇名得于《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一句。篇中借麋、驴、鼠三物对社会上那些恃宠而骄，貌强大而内荏弱，窃时乘势而逞意肆暴，终致覆败的人们，进行了讽刺。各篇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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