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我国缓刑制度现状的思考
【内容摘要】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实现刑罚、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预防犯罪目的及刑罚社会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缓刑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较慢，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都存在缺陷，从而不能有效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针对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从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和考察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规范完善的对策，有效地抑制对缓刑的滥用，使缓刑的意义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缓刑适用条件 缓刑适用程序 缓刑考察监督
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国刑罚的科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我给人认为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和相关监督机制。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8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2009年则为15%，2010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某市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法律知识欠缺的人民群众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还有一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2009年上半年，某市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转，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
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的警力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安排专人从事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和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对我国现行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1.对缓刑制度中自由裁量权的抑制
(1)对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我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缓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的;③从犯、协从犯，犯罪情节轻微的;④未成年人或者身体残疾的;⑤赔偿被害者的损失或者被害人请求免予处罚的;⑥属初犯、偶犯，因判刑失业，亲属无人抚养，陷于失学的;(三)未受过刑罚处罚，未因同种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三次以上治安处罚的。
对缓刑的适用条件进行完善的理由。一是属恶性犯罪的，即使依法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这是由犯罪性质所决定，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社会危险性，适用缓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二是将适用条件具体化，加以明确规定，易于把握。能够准确界定适用范围，防止滥用缓刑，并且能够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会"这种不确定状态在考验期间得以实际考察证实，既可以对那些确已改过的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虚作假、无心悔过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维护法律的尊严。三是将现行只有累犯不能适用缓刑的限制，扩大为"未受过刑罚处罚，未因同种行为受过劳动教养或者三次以上治安处罚"，能更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威慑力。行为人因违法行为受过刑罚处罚、劳动教养或者治安处罚后，理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真心改过，若再犯罪或者再实施同种违法行为，说明了行为人并无悔过之意，这就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的改造，不能只强调教育而忽略了惩罚。
(2)判处缓刑程序的完善。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决定权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其一，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其二，缓刑适用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其三，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无社会(或群众)的参与权。因而应当完善适用缓刑的决定权的规定。具体而言，即应当扩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对可否适用缓刑的发言权，增加社会参与权，制定适用缓刑的程序规则，设置缓刑听证程序。笔者认为，为了规范缓刑的适用，增加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开、公正，防止缓刑被错用和滥用，设置缓刑适用听证程序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定是必要的，但要处理好审判独立和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毕竟是一项专业性的司法裁判活动，其法律专业水平要求较高，而一般群众对适用缓刑的条件并不了解，反而可能因为情绪化的举动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可以举行听证，扩大检察机关、作为缓刑考察机关的公安机关、被害人以及社会的参与，但对听证的各方意见，应作为法官对是否适应缓刑的参考，而不能起决定作用，能使法官的裁量活动受到应有的监督即可。
(3)司法程序控制。自由裁量权总是在司法实践中行使的，司法程序的公正、透明对自由裁量权有较大的约束作用。程序上的控制关键要落实三项制度：一是公开审判，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审理的法定情形外，一律进行公开审判，把审判活动置于公开监督之下，增强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以公开促公正;二是回避制度，符合法官回避条件的坚决回避，除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外，法官应主动回避，其他审判人员发现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应及时提示、督促法官回避。通过严格执行回避制度，避免人为因素对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三是权力制衡制度，通过发挥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作用，限制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权，既要让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又要通过内部监督制约，确保在法定幅度内公正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当缓则缓，不当缓坚决不缓，使缓刑制度在实践中得到较好执行。
2.增加“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
我们认为，在保留刑法规定“可以”适应缓刑的同时，增加“应当”适应缓刑的规定，这不仅强调了量刑统一、公开、公正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减少了“该判缓的不判缓，不该判缓的乱判缓”的现象，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因此，可以将刑法第七十二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应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宣告缓刑：
(一)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二)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危害的。
(三)犯罪中止的;
(四)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五)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六)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和其他病疾者;
3.建立缓刑执行保证制度。
为了保证缓刑制度的正确实施，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的保证制度建立缓刑执行保证制度。其具体程序是，首先在人民法院拟对被告人宣告缓刑时，应当要求被告人提供合格的保证人或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公安机关收取)。其次，人民法院将保证法律文书和判决书一同交付实施考察的公安机关执行，保证人应到公安机关登记备案。最后，当犯罪分子违反《刑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保证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时，由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或对保证人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缓刑期内没有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宣告缓刑期满时，应当解除保证人的保证义务或者退还保证金。
4.对罚金刑也应适用缓刑。
缓刑制度的主要宗旨是在于犯罪人的罪行较轻，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险性较小，即使对其不处自由刑，而用附条件的刑罚宣告加以道德谴责和威胁，也足以防止其再次犯罪，单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一般可满足上述条件。如果只允许死刑、自由刑可以适用缓刑，而财产刑却不能适用缓刑，不仅在理论上根据不足，而且在适用上多有不便。对于过失犯罪或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如论罪可单处罚金，但因其无力缴纳罚金，而被处于较短的刑期，有违设立罚金刑的宗旨。另外，为了顾及贫困的被告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由刑罚平衡的观念出发，也应予以缓刑。笔者认为：鉴于国外罚金刑适用缓刑的先例，以及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罚金刑适用缓刑是可行的，这样既可以起到罚金刑刑法上的威慑作用，也可鼓励犯罪分子积极改造重新做人。具体适用办法可分为两种：全部缓刑和部分缓刑。全部缓刑，即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被判处罚金的人可以宣布全部暂缓执行，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如果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所判罚金全部不执行，否则，撤销缓刑，执行全部罚金。部分缓刑，即可将罚金一部分立即执行，另一部分延期交纳，对暂缓交纳的部分罚金，视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间的具体表现决定剩余部分罚金数额执行与否。
5.完善缓刑考察机构以及缓刑犯缓刑期间的义务。
笔者认为，对缓刑罪犯监管的机构设置，应当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考察管理机构，制定出一套规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由具有一定业务水平、素质高、执法意识强的工作人员作为缓刑考察官，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工作。检察机关作为缓刑执行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监督，检察机关根据考察机关提出的考察情况报告，及时就缓刑犯的处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由人民法院做出最终裁决。这样，对于缓刑的执行，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使缓刑制度得以很好落实。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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