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俱乐部译/Dawn这群“内幕人士”，因对看到的事情感到不公，站出来讲述自己知道的一切。他们曾经扳倒银行、医院和国防承包商，现在准备合力，影响立法。1999年春一个宁静的夜晚，艾琳·查伯（Eileen Chubb）走进Isard House的办公楼。这是英国肯特郡一家疗养院，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三年。她从高高的架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把大约70页医院记录拿出来，交给一位同事，他们从平时很少有人走的后门溜了出去，然后把资料拿到有复印机的房间。这台复印机功能太差，他们一会开机，一会关机，整整折腾了70次，才把资料复印完毕。两周前查伯曾向社会福利机构举报这家疗养院虐待老弱病人，他们希望利用这些证据，把这家疗养院扳倒。查伯意识到，疗养院经理已在上班路上，她最多只有十分钟时间了。
“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所谓‘告密者’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查伯说，“当我看到他们对着病人大吼大叫，又推又搡，就不自觉地被推动着越过了这条界线。我们向管理层和社会福利机构报告了这些虐待现象，但没人站出来阻止这一切。”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行动起来。如果对一切心知肚明却袖手旁观，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帮凶。 但是，后来的事情让查伯意识到，曝光利益相关者蓄意隐瞒的秘密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会给所谓“告密者”带来怎样的遭遇。 他们为官方带来5亿罚金 像离婚和死亡这种事情，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都会带来诸多痛苦，“告密”也是一样。虽然在英国，法律对举报者有较好保护，令其它国家纷纷效仿，但这里的举报者还是经常会被雇主开除，他们的举报被监管者漠视，而司法系统的反应则让他们倍感受挫。 因此，八月末的一天，第一次举报过去十余年之后，查伯来到了伦敦。她要参加英国举报者（简称WBUK）会议。 WBUK是英国首个由举报人组成、得到广泛支持的慈善组织。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举报者组成，包括银行家、国防承包商、警察局侦探、医生、护士以及护工。在过去10年来一直关注英国举报事业的人看来，位于伦敦东北部的城市大学学院一楼的AG03房间里，全是举报干将。他们中有人拯救了生命，制止了虐待，帮助引入新的反贿赂法，强迫医院和疗养院进行整饬。他们发起的行动为英国带来了5亿多美元的罚金。 这个新兴组织的主席是伊安·福克斯利，一位高大、博学的前陆军中校。他歪着身子，坐在一张铝制椅子上，左边是彼得·加第纳，一位71岁的企业家，在伦敦经营一家有着21年历史的旅游公司。他们都曾经是“告密者”——分别检举英国国防承包商行贿沙特官员的行为——共同的经历让两人走到一起，成为知己。在会议桌的拐角处坐着的，是加文·迈克法迪恩，英国调查新闻中心负责人，就是他在去年夏天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建议举报者成立自己的组织。 除了他们，房间里还有20多个人。跟福克斯利和加第纳一样，他们的生活因举报而改变。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为了组建一个网络，为未来的“告密者”提供建议、法律咨询和心理关怀，并为共同的举报事业努力。 2011年3月，WBUK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伊安·福克斯利将那次会议比作“坠机后一群劫后余生者在现场回味自己和同伴的伤痛”，但现在这里更像一间病房，挤满了“医生和病人”。至于你到底是医生还是病人，要看你身处“告密者”哪个生命阶段。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在英国，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于1999年生效，并被纳入该国的劳工法。它要求举报人举报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允许对举报者进行不加限制条件的赔偿，但是，不管他们的举报多么合理合法，事件曝光之后，举报者往往很难在相关行业再找到工作。很多人失去了健康、住房、家庭、名誉，甚至于心理变得不正常，一些人试图自杀。 伊安·塔普林是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前高管，还在为自己对银行的举报得到认可而努力。他是一名“病人”，处于初级阶段，沉浸于案子的不公之中，不时倾着身子，气愤地讲述自己的观点。跟他斜对角坐着的，是马丁·伍兹，他曾在美联银行（Wachovia）担任调查员，发现墨西哥毒枭通过该银行账户洗钱，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一开始伍兹状态跟现在的塔普林一样。“我想，这房间里每个人都曾想过一了百了。”他说。他不懈地向媒体曝光，向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检举——后者终于罚了美联银行一大笔钱——最终境况有所好转。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整个金融业都将他拒之门外。这次会议举行前，他才找到一份跟原先类似的工作。 伍兹和福克斯利、加第纳、查伯及其他少数几位一样，属于“医生”。比如金姆·霍尔特，她曾在哈里吉医院工作，举报了该医院混乱的管理情况。受母亲及其男友虐待而亡的婴儿彼得·康奈利（简称BabyP）就是在这家医院接受的检查，死前两天医院还出具了一份检查报告，说孩子完全健康；还有玛格丽特·海伍德，她帮BBC曝光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里的虐待现象，结果被吊销了护士资格；而薇薇安·雅安姆举报了两名警察的不道德行为，导致自己25年从警生涯终结。 一些举报者非常坚韧，被雇主指控失职或精神不正常时，仍不屈服；在警方和监管机构未对举报作为回应时，克服怀疑；拒绝诱惑，不接受封口费与和解。这类举报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说，如果闭上眼，或者让了步，他们的内心冲突非常厉害，而相信自己，会让任何外界加诸他们的惩罚都相形见绌。 然而，惩罚可能是非常残忍的。金姆·霍尔特举报之后，好几年不能重返岗位。“我女儿在学校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她还看到妈妈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生了病。”她说，“但我会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我有丈夫，有金钱作后备，我从未真正失业，媒体也支持我。” 彼得·加第纳就不像霍尔特那么幸运。他的旅游公司曾经“接待”沙特官员，2004年，他向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FO）举报，那些官员的费用由英国国防承包商BAE支付。加第纳原本与BAE签有利润颇丰的合同，但后来终止，因为律师建议说，英国新反恐法里有反贿赂条款，这意味着他的业务再继续下去可能违法。但在终止合同并向SFO举报后，加第纳的日子一落千丈，他本来拥有豪车和私人飞机，在伦敦郊外拥有带六个卧室的住宅，现在他失去了住所、事业、艺术收藏、退休金，也失去了家庭。 最初SFO调查加第纳本人。“没人愿意雇用一个被调查的人。我身无分文。”他的婚姻解体了。“那是最糟糕的。”他说，声音很低，几乎听不到。后来SFO对BA E的调查被时任首相布莱尔以国家利益为由撤消，此时加第纳拼命谋生。“我开始做清洁工，打扫教堂，”他说他当时告诉自己：“这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真相。”辩护又花了他4年时间，最后美国司法部对BAE进行了调查，认定它在一些交易上误导美国当局，对它罚款4亿美元。 所有告密者都被开过“封口费” 英国与美国对举报相关的法律孰优孰劣，在举报者的圈子里有着激烈争论。英国法律的优点在于它覆盖每一个人，不管谁是雇主，而且采取的处理手段也相对统一。而在美国，举报者会因所处的州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对待。不过，在很多举报者看来，美国远胜过英国，因为它鼓励严肃的举报者和他们的代理律师。美国不仅有专门负责举报事宜的官员，而且其各种各样、职能有时彼时交叉的监管机构也有更强烈的追究被举报者的意愿。 WBUK成员中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该组织应否游说英国政府学习美国，保证举报者可以分享他们帮助得来的罚金。这笔奖励可能是非常丰厚的。 最近美国国税局奖励曾在瑞银（UBS）工作的银行家布拉德利·伯肯菲尔德1.04亿美元，因为他揭发了该银行一项逃税计划，金额数达十亿美元。很多举报者喜欢这样的奖励制度。他们认为，这可以鼓励举报者，帮助人手不足的监管机构更好地工作，而且也让英国律师事务所能从举报案中获得更多收入。 但金钱已经在举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按照英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此类案件通常先上就业法庭，胜诉或者和解都会牵涉到金钱，并附带保密条款。霍尔特说，医院最初提出给她8万英镑，Baby P丑闻发生后，封口费提高到12万英镑。和家人商量之后，她都拒绝了。会议室里几乎所有举报者都在某个时段被开过封口费。 如今举报者依然顾虑重重。另外一个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到哪儿去找钱，让WBUK可以从一个举报者互相安慰的地方变成能够改变法律的力量。WBUK希望参与立法讨论，其部分成员已被要求向议会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提交相关证据。 该组织还需要资金来支付举报者的法律和心理支持费用，甚至是一些按揭费用。这可能不太容易，因为跟其它慈善机构不同，WBUK不打算接受政府机构或企业的捐赠。“理想地说，我希望找到一位真正有爱心的亿万富翁，他会说：‘我喜欢你们做的事，你们有胆有识，不屈不挠。”福克斯利说。一些组织已有筹款经验，开始在内部设立举报者慈善基金，最后可能归于WBUK旗下。霍尔特的“病人优先”组织在NHS内提倡公开和诚信；摩尔正在创办“金融城举报”，旨在帮助金融界举报者；查伯成立了“有情护理”。这位前护工正针对有问题的疗养院，在全英国范围内开展独立调查。 查伯那天晚上成功离开了Isard疗养院，她把那些复印的资料藏在浴室一打毛巾下面，直到下班。她带着这些资料，从劳工法庭一直告到高院，但未能成功曝光。直到她找到媒体，英国私营老人疗养院内很多悲惨状况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在查伯等人为WBUK奠定基础的同时，Isard疗养院的年老病人和护工都被转走，目前疗养院正等待出售，甚至可能被拆除。 （综合摘编自《地球周刊》、《云南信息报》、网易等） 长安城里的相亲俱乐部韩会娟是个“超人”：身体“超”重，1.6米的个头，却支撑着近200斤的体重；精力“超”旺盛，常常是早上六、七点出门，后半夜一、两点回家。 如果说她还有“超人”之处，那就是“超”热心肠，“超”义气。 这样的人，如果当了媒婆会怎样？ 肥肥会娟其人 做任何事，都需全身心投入，热爱是事半功倍的风帆，乐此不疲是事业成功的不二解码。 4年前，韩会娟在西安成立了“汇涓情感工作室”，为单身人群提供婚姻、情感咨询服务。如今，这个工作室的注册会员人数高达12000余人，其中近300人已经拥有了美满的婚姻。 “我不缺钱，缺的是时间。我的‘情感工作室’不是以挣钱为目的，这得益于我完完全全喜欢做红娘这个角色，既可在报刊上撰写情感故事，又可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比做这个还幸福的事吗？”韩会娟快人快语，话匣子一打开，很难有人拦得住她的话头。 2007年，韩会娟去杭州，恰遇那里举办万人相亲会，给了韩会娟很大的震动。“我喜欢看韩剧，韩国70%的婚姻来自于相亲会。” 回西安后，她一口气撰写了一份“倾城之恋”万人相亲会策划书，找到了西安当地最大的报纸《华商报》。“当时真的是抱着试试的心理，没想到他们极为认可，不久我们在西安成功举办了截至目前还是最大的一次万人相亲会。” 看得出，韩会娟至今还对那次相亲会感到很自豪。 那一年10月，以《陕西广播电视报》为平台，“汇涓情感工作室”宣告成立。此后，工作室以花为媒，以节会友，在陕西相继成功举办了四届“花为媒”大型相亲交友会。工作室组织的“为爱出游”户外相亲交友活动已历时八届，数十对情侣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扬起爱的风帆，幸福步入婚姻的殿堂。而最具特色的“茶香情缘”活动也举办了21届，有37对单身男女在弥散着馨香的茶楼里美丽邂逅，缔结姻缘。 韩会娟说，每每看到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怀揣着一份期待，希望牵手一位可心的爱人时，她作为组织者，心里的感觉也跟他们一样美好。 记者采访中能够深深感觉到，会娟对她创立的工作室深感自豪，“参与者们在互动交流中产生共鸣，收获一份愉悦的心情，即便不能终成眷属，也都成为了真挚的朋友。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圈子，现在已经十分庞大，拥有一万余名会员，绝对不乏藏龙卧虎之人。” 见证爱的时刻 有些人，遇见了，痛苦了，注定是一场悲剧；有些人，遇见了，抓住了，就是幸福的开始。 西安市的王安毅（化名）因小时候一场大病而失聪，从此他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而立之年的他形单影只，亲戚朋友为他焦急。王安毅多次找到“汇涓情感工作室”，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2008年3月，工作室通过报纸、网络真诚为他征婚，远在安康的一位美丽的聋哑女孩看了报道，勇敢地向他发出了爱的讯息。2008年9月23日，他们喜结连理，工作室全体员工受邀参加了他们简朴的婚礼。 “婚礼上没有鞭炮声、没有婚礼进行曲，甚至没有司仪，静静的，但依旧能够感受到那浓浓的爱意。所有人任眼泪肆意流淌，那么喜悦，那样温暖。”多情善感的会娟在回忆那一幕时，泪水仍旧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 中年女性再婚难，一直以来都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汇涓情感工作室”接待的众多离异女性中，许多人因一直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陷入极度的痛苦和迷惘之中。工作室特别成立了“寻爱小姐”，走进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携手各单位工会、女工部、团委、社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共同为离异女性牵线搭桥。仅2008年，该工作室就举办了六场离异专场相亲会。 “一些朋友因我们而成就了婚姻，还有一些正在相恋了解中。”会娟意味深长地说，“有一位单身母亲，前夫因生活窘迫无力照顾儿子，而放弃了抚养孩子的义务，她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2008年3月16日，她在《简单爱，勇敢爱》离异专场活动中，有幸遇到了一位温和亲切的男士，他们的一切就像命中注定般，从相识、相知，走到了相爱。6月18日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立下誓言携手共度平淡幸福的生活，相守到老。” “汇涓情感工作室”入会会员戴晓伟是江苏人，大学毕业后独自留在西安创业，在《炽热的爱》单身交友活动中，他邂逅美丽的女孩张娟—一位白衣天使。他们一见如故，2008年7月26日，两人带着所有工作人员的祝福，携手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列车，自豪地宣布：“今天，我们结婚了。” “由我促成的每一对新人，我都刻骨铭心，记忆深刻。”手拿影集的韩会娟翻看着说，“戴晓伟和张娟结婚时，新郎小心翼翼地将戒指套入新娘的无名指，那神情有些许紧张、羞涩，但看得出更多的是抱得美人归的甜蜜。当时两个人深情对望，说出爱的誓言，‘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我都爱你，尊重你，永远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尽头’。那一刻，相信最为感动的人是我，幸福的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为这世间又增添了一份幸福。” 新郎新娘告白 每个人都有满满的爱，只是过去的创伤让爱停止流动，心渐渐干涸。现在他们再次勇敢地想让爱流动起来。 陈军（化名），37岁，本科学历，短婚未育，某设计院工作人员。在“汇涓情感工作室”组织的2010年6月15日“为爱出游”户外交友活动中与32岁的刘倩（化名）相识、相恋、相爱，2011年8月28日举行了婚礼— 2005年，因前妻与其上司发生婚外情，我提出离婚，手续办理十分简捷，可内心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在孑然一身的那四、五年间，我几乎断了和所有同学、朋友的往来，对同事也敬而远之，独来独往，变成一个颓废的宅男。 父母起初顾及我的心情,对我听之任之，久了，他们焦虑不安，与亲朋一同劝解开导我。开始我的态度极为强硬，叫嚣着一辈子不再找了，为此与父母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直到2009年底父亲一场大病，才逐渐让我冷静和成熟。 在邻居的推荐下，我报名参加《陕西广播电视报》情感工作室举办的相亲交友活动。说实话，开始我还不能完全接受此类方式，最终是被工作室老师的热情打动，变得自信和主动。 去年夏天，在工作室组织的上王村户外交友活动中认识了刘倩，她和我的情况基本一致，也是因丈夫出轨而离婚。我一直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的姑娘，所以开始并不怎么待见刘倩，但工作室老师真诚劝导我：“你们有相似的经历，会更为理解和珍惜……”考虑再三后，我尝试着和刘倩接触。刘倩性格温婉，与我父母相处极为融洽，对我也体贴温情，没有刻意的假装或者做作，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在经营这段感情。 因为刘倩的出现，我内心的隔阂被打开了。经过一年多的接触、磨合，我们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是我们人生的重新开始，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朋友们的祝福，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淼，27岁，大专学历，公司文秘，在“汇涓情感工作室”组织的2010年4月10日“花为媒”相亲活动中与29岁的张凯相识、相恋、相爱，2011年10月2日举行了婚礼— 我们的故事很简单，在参加“汇涓情感工作室”组织的“花为媒”相亲会上，我被工作室老师们“强行”安排在与张凯同一桌吃饭（我至今还很疑惑，工作室老师的眼光怎么会那么“毒”，怎么就知道我们谁和谁配呀。据我所知，当时我们那桌和邻桌结为对子做互动游戏的10男10女中，算上我已有三对结婚，一对在谈，神吧！），我和他就此相识，彼此留下联系方式，再随后就是老套的聊QQ，打电话，见面，约会，恋爱……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和张凯私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俗不可耐地吃饭。期间，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聊他的工作，偶尔我会不痛不痒地附和几句。饭后，他说我们打包吧，还坚持让我把打包的菜带回家。虽说自己也是个爱惜粮食之人，但当时那种状况，大家也能想象到，我或多或少还是免不了扭捏害羞。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有时候男人心才更让人捉摸不透，事后他告诉我就因为我的羞涩，他动心了。 编吧，我才不信。因为第一次见面后，有近一星期他都不曾联系我，种种迹象让我以为，我俩彻底没戏了。可没想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们公司门口，还是大中午，同事们都进进出出。更可笑的是他手里还捧着一盒新鲜的草莓。他的不约而至让我措手不及，同事们却戏笑我被感动到发花痴。 再随后，我们进展得正常而顺利。最有意思的事发生在我们交往后的第三个月，有天晚上看电影，散场，过道人很多，他想趁乱牵我的手，估计是心里紧张发虚，慌忙中错拉了别人的手，对方是个阳光小帅哥。幸亏我眼尖，及时发现，主动纠错，并代为道歉，才避免了一场风波。 据他所说，真正下定决心娶我，还是因为吃饭事件。一天他约我外出吃饭，我当时懒得出门，便约他来我租住的小屋，自己下厨随便炒了几个家常菜，没想到这点区区小事，居然让我在他眼中的形象高大了许多，他也醒悟到如此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佳人，一定要快快娶回家，否则危险性太大。看在他嘴甜的份上，我免为其难地答应。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不仅仅当红娘 你弯腰的那一瞬间，我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你伏在我肩头的那一刻，我明白你就是我要保护的爱人。 2008年11月，小张前往“汇涓情感工作室”征婚。两年前因为日益升级的婆媳大战，她选择了与丈夫离婚。“但在与她的沟通中我们发现，她依然对自己的前夫充满了留恋，而且她非常想念儿子，想念曾经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在4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帮她解析了自己的婚姻关系，以及她情感上的困惑，鼓励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感情。”韩会娟回忆说。 后来，小张主动与前夫沟通，向婆婆承认错误，努力地弥补她和丈夫在感情上的裂痕。“期间，小张时常与我们联系，或倾诉或咨询。在和她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和丈夫的心慢慢靠近了，婆婆对她也越来越好了，她的孩子更是变得开朗了。去年春节前的几天，小张打电话对我说，‘我婆婆让我回家过年，真的很感谢你们’。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小张，谢谢她给予我们的信任，也希望她能在重新获得爱情后好好经营，让甜蜜一辈子伴随着她和她的家人。” 近两年，以工作室为平台，韩会娟开始沿着更广更宽的公益道路前行。他们定期举办诸如“好好爱”、“粉红丝带·关爱乳房大讲堂”等大型主题公益讲座，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情参与和肯定；工作室还与西安大唐芙蓉园共同主办“老年艺术节”，使“敬老、爱老、尊老”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他们还联合西部网、腾讯网、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走进西安新城儿童村爱心行动…… 韩会娟是个极喜爱做公益的人，她和老公至今坚持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我俩有着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可以说这些年来，是他影响并引导着我。情感工作室的主业是媒体婚姻情感咨询答疑，但这与广义的公益并不矛盾，而且做公益，我觉得更加游刃有余。” “汇涓情感工作室”使韩会娟在给别人带去幸福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快乐和自豪。采访中，韩会娟多次坦言：“幸福是一种付出，而非简单的索取。有人说，给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我觉得，只要给我一个好平台，我就能做出更多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