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预防自杀日来了，沉重的话题开始被提起。面对你不懂的自杀者，如何拦住自杀者的脚步？你为什么拦住他的自杀？自杀是他的权利吗？你是否在侵犯人权？哲学家以为，唯独自己才能掌握生命的权利，否则便是专制和人权的丧失。但生命神圣理论者眼中，生命是神圣的，是高于一切的，一切的痛苦和纠缠都不应当通过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自杀可以有理性吗？当一个人面临痛苦，他清晰的、无误的写下了遗言与时间，不惊扰任何人，静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理性的吗？自杀，需要什么样的成本？代价有多大？心理干预真能阻止自杀的脚步？
自杀是沉重的，但不得不说。自杀是一种权利，你相信吗？
在中国，90%的“自杀”是有条件的，若能解燃眉之急，或了却心愿，他不会自杀。这里的自杀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作为一种动物，求生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作为一种社会动物，自杀会给他人带来痛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高级动物，精神需求压倒物质需求的结果，是人对于生命的神圣崇拜和无比敬仰。能让一个人放弃生命的东西，一定比生命更重要。当这个人承受着比生命更重的痛苦，他为什么不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无数的研究和事实证明，自杀者给身后活着的人造成了许多不公平的困难。平均一个人的死亡最多会给6个人带来痛苦的回忆，并让更多人的心血付之东流。这大概是认为自杀不道德的最有力理由了。丈夫或妻子也许留下了绝望困苦的配偶和悲痛欲绝的子孙；儿女们也许令双亲背负罪恶感；社会也许失去了自杀者可能做出的重大贡献。这是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理由，因为它涉及公正原则。在自杀问题上，公正原则同个人自由原则是冲突的。
但是，可以假设，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流浪汉，没有亲属，没有朋友，当他对生活失去希望，静静的选择自杀，这种自杀行为，是否是一种“合理”、“理性”的自杀？
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跳桥秀”、“跳楼秀”、“高压电塔秀”……只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极端，并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杀行为。
由于社会矛盾的激烈，社会不公的普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采取一次性了结生命的方式来摆脱社会的痛苦。而更多的，则是在用自己认为最为“神圣”的生命来“赌”，他们希望用自己最为“神圣”的东西为代价，换来社会和人群的关注，或募集手术费，或要回拖欠的工资，或挽回失去的爱人。这里的自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世界预防自杀日如能让他们的条件满足，他们不会“自杀”。 “把自杀作为解决这些冲突的一种方法，用自杀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抗议”，这是和孕育于西方价值体系之中、自杀更多地是出于绝望截然不同的现象。
为何我们对“还不跳，老子要上班”的围观起哄如此愤怒？因为下面的这个有路可走，被妨碍的是权利，而上面的那个则无路可走，即将失去的是一个生命。身为动物的同类，没有对同类的一丝怜悯，是应该感到可悲的。毕竟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底深处，生命是神圣的。
担忧首先来自“多米诺骨牌”的设想?
事实上，更多反对自杀权利，如“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并非绝对以人性为理由反对人们合理结束自己生命，而是担心，一旦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无人监管或者监管不力的话，会不会造成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该条款恶意结束他人的生命？这并非空穴来风。尤其在法治尚未完全普及的中国，所带来的问题，将远比开放安乐死大的多。
不仅如此，如果你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结束人的生命，那么，你就会为在其他情况下、以至在所有情况下结束人命大开方便之门。
正像宗教理由那样，多米诺理由也适用于结束人命问题的所有领域而不光是自杀。例如，如果我们论证自杀是合乎道德的，那就应该关心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下一步是不是谋杀也就合乎道德了？再如，假若自杀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为何仁慈杀死与堕胎又不正确呢？
“这个世界，只教会我忧郁。”
一小撮纠结者选择将自杀作为对生命最后的救赎，作为一次逃脱人生不幸与苦难的契机，对此，他们拥有着看似绝对的自主权，如被路人无偿馈赠的礼物一般，从自杀的动机到自杀的具体操作，自行设定，不计前嫌不计后果，自决生死——事情真就这样简单吗？